我父亲十六岁入读燕京大学。当时班上大概有三四十人，跟父亲较投契的同学有张芝联，他父亲是光华大学的创办者张寿镛。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燕京大学的校舍被日军占领，全校师生被迫迁到外地。后来，我父亲用笔名林以亮给夏志清《鸡窗集》写了一篇序，即《禀赋·毅力·学问——读夏志清〈鸡窗集〉有感》，就提及“七七事变”的遭遇。当年父亲正在青岛歇夏，华北眼看不保，奉父命赶去上海，谁知却碰上“八一三”。他和张芝联商量，这次是长期抗战，不如到内地大学继续学业，遂决定去南京转汉口，向武汉大学登记借读。谁知战局情势急转直下，到了圣诞节，全校师生开始西迁，对借读生并无特别安排，他们只好回上海租界内的大学借读。

但据我所知，当中过程并不简单。他们首先要逃到重庆，只能住在山洞里，里面的老鼠非常大，环境很恶劣，我父亲亦因此染上肺炎，后患无穷。今天患上肺炎，服用盘尼西林就可以根治，但当时药物缺乏，只能靠土法处理：服用硫黄。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料理不善，我父亲后来一辈子被肺疾缠扰，病根就是这硫黄。

就是这个肺病，害他往后几十年屡次辞职休养。如1952年，他到美国新闻处担任英文书籍翻译，一年后就因疾请辞。又例如他在邵氏工作时，肺部受到感染，不断积脓水，只能在腰部钻孔，插一条胶管引出脓水，但他上班得穿西装，只好把脓水引入一个玻璃瓶里。大家觉得奇怪，怎么他走到哪里都挽着这么一个有胶管的大纸袋呢？他一生中做过多次手术，有一次是割肺结石，那块肺结石顶住肋骨，肋骨刺穿了肺，而肺结石很硬，硬得最后连电动锯都给崩断了。多年来照料他的医生是他的燕京大学同学，叫卢观全。不少资料说我父亲到过美国留学，其实没有。他无法去美国，一个原因是他离不开这位医生，其次是移民到美国要做肺部检查，但他的肺已经坏到这个地步，医生也无法讲出美国人认为是正常的解释，所以我父亲说，这辈子是无望移民美国了。

由于健康欠佳，加上内地生活条件不好，父亲只在国立武汉大学借读了一学期，1938年便到了上海私立光华大学借读三学期。那时光华大学的同学中，有来自中央大学哲学系的夏济安、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柳存仁等，选的课上教授好而学生少，彼此切磋，乐也融融。同学大都志趣相投，还合力出了一本同人杂志 《文哲》，轮流编辑。

1939年，燕京大学重开，父亲遂返回读书，1940年以荣誉文学学士毕业于西语系。现在有人说他就读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也有人说是比较文学系，当中关系很乱，我们实在不清楚当时的科系变化情况。他跟我说他是比较文学系，但简历上写了西语系。我认为较准确的说法是，他在西语系念了比较文学专业。1940年他留在母校，担任西语系主任助教，授大一、大二英文和翻译，直到珍珠港事变学校关闭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