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祖父宋春舫在1938年去世后，便由曾祖父当家。曾祖父吝啬，没有给在燕京生活的父亲、叔父很多生活费。当时他们俩一起生活，叔父性格较害羞，一直听从父亲的话。父亲比他大三年，对他向来照顾有加，所以他们的感情很好。

据我所知，那时燕京西语系系主任是Harold Shadick（谢迪克），对父亲和他的朋友影响非常深。谢迪克1902年生于伦敦，在多伦多大学念哲学，1925年至1942年到燕京教书，1943年至 1945年燕京沦陷时被拉进集中营。1938年秋，黄宗江进入燕京大学西语系，他后来在《洋嫂子&洋妹子etc》中提到谢迪克：“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教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但由于战乱关系，他在1946年回到美国东部。直到1993年，他和我父亲才有书信往来。

我父亲跟我谈起他的大学生活时，也提到当年如何戏弄新生，即所谓“拖尸”。“拖尸”是英语动词“toss”的译音，就是把新生扔到湖里。

父亲有六尺高，在燕京时非常喜欢打篮球，因而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孙姓朋友。孙君有一位女朋友，叫邝文英。后来邝文英充当红娘，把她妹妹介绍给我父亲，也就是我母亲邝文美了。当时大约是1935年至1936年间，她在上海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读书，邝家也在上海居住。邝文英有一次趁学校假期，把我父亲介绍给母亲认识，而我父亲也只能在放假时才能和母亲见面。有人说我父母是燕京同学，这个说法并不正确。有关他们相恋过程的文献没有多少，我手头上虽然有些他们的通信，但都是婚后从香港到海外公干时写的家书，跟相恋无关。

在父亲年青时写的日记中，出现过很多好友的名字，但他基本上不跟我们提。其中一位“孙以亮”应该是我父亲比较重要的朋友，理由是父亲常常用“林以亮”作笔名。他曾跟我说过，林以亮这名字是从我姐姐的名字（宋元琳）中取出“林”，再加上我名字（宋以朗）中的“以朗”拼凑而成的，但“林以朗”念起来很拗口，便改为“林以亮”了。我觉得这说法有点牵强，似乎是拿来逗我们小孩子欢喜的。他应该是用这名字来纪念他和孙以亮的友谊。孙以亮又叫孙道临，原籍浙江嘉善，1921年生于北京，是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导演、朗诵艺术家。

父亲还有一个好朋友徐诚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的同学，也是《西洋文学》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香港，初期就住在我们家。他英语很好，考入香港公务员，我们跟他同住，也因此有资格购置一台电话。在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可不是有钱就可以拥有电话的，还需要讲资格。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962，只有四位数，可见当时香港电话不超过一万台。不久徐诚斌到罗马读神学，三年后回港成为神父。他开始时在天主教书店工作，之后每个职位都表现出色，最后擢升至香港区天主教主教，也是香港的第一位华人主教，时至今日，还可以在香港找到冠上他名字以做纪念的学校。他在1973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