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沦陷区，我父亲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好友黄宗江、孙道临、黄佐临、董浩云（后为船王，其子董建华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等成立了同茂剧团，公演话剧，宣扬抗日，据点设在法租界的金都戏院。他们演出的话剧有巴金的《家》，还有《甜姐儿》。《甜姐儿》由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主演，演出后深受观众欢迎，而黄宗英也成了上海市民的偶像。

父亲在上海热衷搞话剧，但到香港后并不愿意接触，当中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呢？我曾经看过一些记载，说父亲发现和他一起办剧社的几乎都是地下党员。或许是他认为自己被利用了，又或者嫌话剧界人事复杂，便不想继续办下去。至于真正原因，他从没向我们提起过。

在黄宗英的回忆录里，我们可以略知当年搞话剧的经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成为孤岛，黄佐临本来主持的剧团被迫解散，石挥（石毓涛）、黄宗江、黄宗英等人都不得不待在家里。后来黄宗江等人又组织了美艺国华剧团，排演过多台新话剧，包括杨绛写的《弄假成真》，而这些活动的背后支持者就是我父亲。那时我父亲家境富裕，英文好，在文化圈里朋友众多，与夏衍、钱锺书、傅雷等都过从甚密。若剧团遇到什么困难，多半是由他出面解决。当时环境十分艰难，团员为此要搞好形象，多做宣传。父亲经常在良友照相馆同演员合影、聚会，鼓励他们拍广告壮声势，如黄宗英十九岁时有一张时髦的照片，就是父亲鼓励她去拍的。他对黄宗英说：“会演戏也要会应酬，穿着不能太马虎，该学学打扮。”从此黄宗英便真的打扮起来。现在看来，黄宗英当年赢得“甜姐儿”的美誉，我父亲可谓功不可没。

父亲在80年代接受水晶（原名杨沂，台湾作家）访问时，也谈到自己在上海的情况。水晶当年如此描述我父亲：身材高大，许有五尺八九寸，没有想象中的弱不禁风，反予人玉树临风的感觉，只是脸色略显青苍，而走路时左肩有点侧倾——那是生病引致。

关于上海往事，我父亲说，他在上海沦陷区来往的，多是出身于燕京大学的剧团中人，跟电影界则没有接触。“抗战一胜利我就回家乡做生意去了，脱离了那个话剧界。可是我的这些朋友同学都入了电影界，其中各地方的人都有，譬如说黄宗英、黄宗江，他们是浙江温州人，可是不会说温州话，完全说国语。这一批人都入了电影界，他们主要入的是文华公司，老板是吴性栽，吴另外还有一个公司是清华公司，燕京派的人大批进去，文华公司则有张爱玲。”

当父亲提起清华公司时，触发了水晶的某些记忆，他立即抓住机会问：“那么清华为什么那么左？”谁知我父亲胸有成竹地说：“所有上海电影界从头到底都是左派倾向。清华的主持人就是金山（原名赵默，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