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傅雷家书》全书中，包括的外文字词为数不少，共有七八百处，包括单字、词组、长句，语言则包括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以及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俄国、德国、苏联、波兰、意大利的人名和地名，这些都要翻出来。在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翻译界有两个原则：第一，“名从主人”，人名地名要跟从主人也就是原有国家的发音来译，比如说Paris译成巴黎，法文里没有s的发音，所以是直接从法文翻过来的;第二，“约定俗成”，就是已经成为习惯的译名，我们一般就不去改了。

《傅雷家书》中那么多的人名地名，必须要照原文的发音翻译过来，以免愧对傅雷。此外，《傅雷家书》内容丰富得不得了，什么都有，尤其是谈音乐，里面的术语包括乐器、乐曲、乐评等等，都得去研究，才能把正确的中文给翻出来。最难之处，就是有的信里，明明可以用中文来写的地方，傅雷却以英文写出来了。例如傅雷要傅聪提醒弥拉处世必须“kind”，这个词怎么翻？很仁慈？不是。傅雷是大翻译家，他为什么写信要用外文字？那就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感觉就得用这个字。所以，翻成中文时，你要把它卡在前言后语中，还得读来像傅雷的文辞。当时，我的感觉可用一个譬喻来说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董收藏家，他拥有一件非常珍贵的古董，然后交在我的手里，他说原貌你不能动，但是你得把古董上面一颗颗的翡翠拿下来，然后再用一粒粒红宝石镶上去，弄完后，整件古董还是一样价值连城。就是说，我得把《傅雷家书》中的外文字拿下来，再用中文字一个一个嵌进去，再交回原物主的手里。

在这个过程中，我更进一步进入傅雷的精神世界，譬如说，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写“kind”这个字，而不用中文。

一九九一年，我们在香港筹办了傅雷逝世二十五周年音乐纪念会，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傅聪，为了纪念父亲，亲到香港义演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座无虚席。当时，用演奏会所得的款项成立“傅雷翻译基金”，这是海内外第一个以傅雷命名的基金。成立了这个基金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由我主编一本《傅雷与他的世界》，由三联书店出版。中国各地的名家，包括傅雷的好朋友、研究傅雷的学者，甚至他的后辈所写有关傅雷的文章，都收集在这本书中。

傅雷先生可以说大半辈子都消磨在书斋里。他老是与文字为伍，看书、读书、写字、写信、翻译。你以为他没什么朋友，那是错的，当时他交友遍天下，而且所交的朋友都是各行各业非常杰出的人士，包括杨绛、楼适夷、刘海粟、庞熏琹等等名人名家，还有一些晚辈，如萧芳芳。萧芳芳是演艺界的明星，她的母亲是傅雷的好朋友，傅雷那么忙，还给芳芳专门写了一封信，鼓励她练字。芳芳说，每次看到这封信都很感动，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所以把这封信镶起来，挂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