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村镇是个较大的市镇，距离临汾城西约十五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驻扎在五同丰大院、徐家大院和三官庙三处较大的民宅里。

学兵队从城里迁来后，进驻徐家大院，课堂设在一所祠堂里。

八路军学兵队是一个短期训练抗日青年军事干部的学校，列入军事编制。学兵队初建时设有两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后因要求入学的人员不断增多，又增加了一个男生队，学员达到六百多人，都是大中学生。

桂英一到学兵队，她便像其他革命青年那样，不仅剪掉了长发，穿上灰色的棉服军装，还改了名字。当时改换名字是一股风潮，一是为了保护家人，二是为了彰显投身革命的决心。王桂英更名为王于畊。“于”是王家这一代男孩子排行的一个字。把桂英这个女性的名字改成男孩子的名字，表明她决心像男人那样为国征战，替二哥实现那个红色的理想，兑现“哥哥死了，还有弟弟”的诺言。在学兵队，王于畊第一次系统学习了时事政治和军事理论，这为她此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兵队的大队长、副大队长分别由两位老红军何以祥和谢忠良担任，八路军办事处宣传股长李伯钊兼任王于畊所在的女生队队长。学兵队百分之六十的课程是军事课，其中又以游击战术课程为重中之重，其余为政治课。何以祥大队长主讲瞄准射击与攻防战术，谢忠良副大队长主讲队列教练，陈克寒主讲社会发展简史和哲学，李伯钊主讲群众工作。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化名陶教官，为大家讲《当前形势和任务》。彭雪枫当时除主持学兵队的日常训练和教学事务外，还为学兵队主讲《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技术》。此外，王于畊和其他学员们还聆听过贺龙、杨尚昆、张震、李公朴等人的专题报告和演讲。

学兵队是一所完全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模式管理的学校。 1937年 12月中旬，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视察员埃文斯 ·福代斯 ·卡尔逊在彭雪枫陪同下，参观了学兵队的教室和生活区。他后来在自己的专著《中国的双星》中写道：“学生们坐在随身携带的凳子上，课本是油印的小册子。教学以美国大学里用的启发式进行，学生记大量的笔记……被子整齐地叠在每个学生的铺位前头。野战的装备整齐地挂在临墙的钉子上，连牙刷和毛巾都有固定的位置。在外观上任何西方军队的生活区也不比这里更军事化。 ”

学兵队学员们除了紧张的政治、军事学习课目和正规操练以外，文化娱乐生活也很丰富多彩。学员们自编自演小剧目，自办墙报，引吭高歌抗日救亡歌曲。 1937年 11月底，音乐家贺绿汀带着他的演剧队来学兵队临汾驻地慰问，受到学员们热烈欢迎。受八路军敌后顽强抗战和爱国青年高亢士气的影响，贺绿汀在八路军学兵队的炕头上创作了《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这首曲调欢快昂扬的战地之歌一经问世，立即被广为传唱，至今仍保持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的王于畊，把头发剪得短短的，更像一个男孩子。加之她性格豪爽，爱说爱笑，是女生队中的活跃分子。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纪白薇，比王于畊小一岁，心直口快，乐于助人，也是典型的北方人性格。两人相识后，很快结为好友。用王于畊自己的话说，她与纪白薇的友谊是“我们亲如同胞，曾在一个母亲怀里哺过乳”。

还有一位来自镇江的南方姑娘杨瑞年，也成为王于畊的知己。杨瑞年生于 1916年，比王于畊年长五岁，长着一对甜酒窝，美丽活泼，落落大方。她入伍早，不仅见多识广，而且待人亲切热情，从来不扭捏作态，王于畊很乐意与她接近，甚至有点崇拜她。王于畊来学兵队后第一次出早操，就见识到了这位学兵大姐的与众不同。她当时穿着一身阴丹士林布的鲜蓝色自制军衣，一条威风的马裤，头戴一顶褐色的航空皮帽，一身英气，在一群身着灰棉军装的女兵队列中格外抢眼。收操后，王于畊迎着晨光向她走去，她也刚好向王于畊走来。她很漂亮，不但身材好，脸色也是那种娇艳的桃红。她抓住王于畊的手，笑呵呵地发出了一连串问话：“刚来吗？ ”“从哪里来？ ”“叫什么名字？ ”“多大了？”……她说话很快，一点也不生分，像姐姐对待妹妹那样，搂着王于畊边说边走回到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