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思特里克兰德夫人的一次宴会上思忖：“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费解。”而这个家宴的男主人在想什么呢？他的灵魂深深埋藏着他在繁缛生活的稀有中发现的单纯而原始的童稚和野朴。他渴望用一个魔术般动人的色块和光电来做如孩子和野人般天真笨拙的梦。于是，“有多少次我退回到很远，比回到帕底农的马更远，我回到我儿时的‘达达’，回到我的好木马。”那时，“白天红红的太阳闪着光辉，夜间有海面涌上来的湿气，淡淡地飘荡着各种光线、色彩与气味，由于沉重阴暗的光线，至今那种仿佛要掉下来的星星仍布满天空。我多么想在这原始裸露的夏夜里，一边与包围我的神秘事物密切地交感，一边也可以听到我心中徐徐波动的乐音。于是，在欧洲的蝇头小利的追逐消失了，剩下的只有热爱、歌颂与死亡……”

然而，矫揉造作的生活却拖着他虚掷四十，天哪，“正是因为这个我才想，如果现在再不开始就太晚了。”

倘一个人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情，哪怕是一个音符，一块颜色，一颗星星，一个观念，他就是发现了淹没在弥漫心灵的社会意识中的“自我”，从而意识到我的个性的自我将赋予社会意识以独特的发展形式。这时，“自我”就是一个渴望在对象的拼命追求中扬弃自身即实现自身的热情而苦恼的本质力量，什么东西也阻挡不了它。因为这种独创的力量是被死神追逐着的，仿佛，我不抓到它，我和我为之而生存的真理就被死神一起夺走了—如此在死神追逐中的生之紧迫感，几乎是天才的一个心理特征。

思特里克兰德不仅渴望着把压抑的心灵中的原始梦幻表现出来，而且要表现到“反对一切画派，官方的、传统的，哪怕是印象派的、新印象派的，甚至旧的与新的公众，采取最强烈的抽象性，做一切被禁止的事，要克服一切恐惧，不管是否因此而遭到嘲笑。反正，画家在他的画架面前，既不是过去时代的奴隶，也不是现在的奴隶；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他的邻居的奴隶。他是他自己，始终是他自己，永远是他自己”。

这样的“自我”，对于曾是“证券经纪人”的思特里克兰德，该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他必须独立地把自己支撑起来，旁若无人，且不管是家庭偶像、社会偶像、传统偶像，他一概弃之如樊笼，为了让心灵的幻想从那一层一层传统观念的裱糊纸里显露它的原形本色。就像作者五年后在巴黎重见思特里克兰德时的形象：他瘦骨嶙峋，笨拙而古怪的形体给人以高大森严之感，纸皮一样透明的肉体恰好使他的精神世界裸露无遗—这是一种原始粗野对抗现代文明的恶魔般的力量。只有他呈现于生活中的形体和这形体裸露着的精神，才是他不容于当世的画的独立发放地。一般地说，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囿于常规的人，决不会在思想和事业的领域跨越时代的界限。

作者按照时序记述了思特里克兰德的三个阶段：伦敦、巴黎、塔希提。在伦敦，他抛弃了一个合法的家庭，在塔希提，他又组合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象征这个家庭的妻子是名叫爱塔的土著人。如果说，思特里克兰德夫人自作聪明到把丈夫只当作她虚荣舞台的沉默台柱，那么，爱塔却把丈夫当作带狗的主人。只要听听思特里克兰德的两段评语，你就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女人和家庭。

“她不打扰我。她给我做饭，照管孩子，我叫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凡是我要求一个女人的，她都给我了。”

换句话说，一个只主动地要，另一个只被动地给。这就是思特里克兰德的家庭观和女人观。但还不够，还要把这一物质关系上升到精神的王国，那里可没有女人做人的权利。

“女人真是奇怪的动物。你可以像狗一样地对待她们。你可以揍她们揍得你两臂酸痛，可是到头来她们还是爱你。”“我，记起来了，”爱塔是这样回一句“定情”的祝福的：“你要是不打我，我怎么知道你爱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