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骂几句。我觉得非常灵验，月亮从那个时候便成了我的好朋友，永远倾听我的诉说与祈求。

回忆只能告诉我们留在记忆筛网上的那些事。因为不

见了筛子眼中漏下的东西，不能任由回忆去做决论。就我所

忆，大人口中的我小时候又笨又傻，又乖，有的方面很大胆，

而有些事情上则极胆小。恐怕真实的形象没有这样可爱。我

也记得常和景泰“钉钉如磨”，这是昆明话，表示互不相让。

打架也是常事。

我上小学高班时，同院住着个五六岁的女孩叫小胖囡。

一天她在院子当中耍赖，又哭又跺脚。她母亲呵斥她道：“你

怎么了？！”她的脚跺得更响，一边哭一边说：“我学熊姐

姐！”要不是这个笑话传下来，我不会记得自己丑品的一面。

此刻才想起来，逢人夸我乖，母亲就会说：“你还没见她又

外公外婆。哭又跺脚的样子呢！”

外婆家

每个星期天跟妈妈回外婆家，是童年生活中头等大事。整个星期都盼望周末到来，好去外婆家的大花园中玩耍，去吃好东西，去被外公外婆和众多的姨姨宠爱。七姨﹑八姨正是妙龄少女，五姨六姨已到被人追求的年纪。母亲是众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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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云之南

尊重喜爱的二姐，二姐的孩子也是大家爱屋及乌的对象。我

不会走路时，大家争前来抱，我专拣七姨。七姨后来到美国

去了，母亲想念七妹时，总学我幼时口吻说：“我要七姨这

么抱，我要七姨那么抱。”

印象中外婆家的花园大极了，前后三层。现在回想那个

温暖大家庭，芳草碧树，恍如隔世。在童年欢乐与亲情之爱

的点染下，好像在外婆家度过的周末都是阳光普照。门口的

紫藤花一串串挂在花架上，沿墙根的美人蕉四季开花，果实

内白白的小粒是我们玩煮饭饭必不可少的鸡蛋。昆明称美人

蕉为凤尾花。“娘娘跟着皇帝走，你说是朵什么花？”“我说

是朵凤尾花。”酸木瓜花和石榴花虽然红得似火，却不似金

凤花一样可以用来染指甲。爬在庭院墙头上的素馨四季飘香，

优雅柔和的香味正衬合苏家的姐妹。摆在沿小路石礅上的瓷

花盆里高贵昂首的兰花是外公的宠物，不可随便去碰。沿后

墙一排枣树，满身荆棘，据说可防止盗贼翻墙。梨树﹑柿花﹑

银杏被剪得齐齐整整的白腊条枝神秘地围住。缅桂（香港人

回娘家。母亲和妹妹、表妹。

家在云之南

称白兰花）开花的季节，外婆衣服的斜大襟扣子上，总挂着两朵。一棵老观音柳的树桠是我在花园中的

“雅座”。坐上去两只手扶住分杈的树干，身子尽量靠后，两只脚在空中乱荡，嘴里哼着自己编的歌，看白云在树顶上飘过，用它变化的形状去编织我的幻想。

外婆。外公在日本时，感染了许多新潮思想，不过那时文化人类学还没有面世，他不知道尊重本土文化才是时尚中的时尚，只一味嫌外婆迷信。家里不许供拜，七月半接祖的鬼节更不

全家福。妈妈用火钳替我能容忍。外婆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搞“地下活动”，派外公最

烫头发，多痛我都忍着。宠的明伟表弟去缠住他。众人先去洗澡间

举行仪式，举着接祖的道具在花园绕一周。参加这类秘密活动的阴谋感最令我们过瘾。外公唯一庆祝的是每年二月廿二的花节。用红纸做成一个个小灯笼，带领我们去到花园中，给一棵棵花﹑一株株树挂上。

花园里的腊梅不如红梅﹑白梅般娇艳，但它黄色的小花，气味芬芳﹑隽久。蜂蜜水泡腊梅花是外婆常年的润肤露。梳洗罢，抹在手上面上，再用刷子沾一点“刨花水”，把头发弄得服服帖帖。不知道刨花是什么树的木屑片，一股清香味。我喜欢看外婆梳头，却怕看她裹脚，只有一次好奇心战胜了畏惧，看着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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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云之南

长长裹脚布一层层拉开现出小脚。除大脚趾外，四个脚趾一排地被压倒贴在脚

底板上，畸形得怕人。

外婆与她的同辈不兴化妆，却很重

视额头要光洁，不生汗毛，把专司“扯

头”的女人请到家中。这位“美容师”

自己颜面光滑，一并做活招牌。她两

只手拉住一条线两端会旋转的木梭子，

转动细线，在额部上下来回，嗡嗡作响，

把在规划线以下的头发﹑汗毛拔个精

光。我被好奇心驱使冒险伸手拉扯一

下，大叫饶命。妇女为美而忍痛，古今

中外亦然。

八姨和哥哥同岁，是孩子头，每周

都发明不同的游戏。四姨家住前院，小我两岁的明莉表妹是

我最亲密的玩伴。明莉上小学一年级作文《我的家庭》写：“我

家有六口人，奶奶，爸爸，妈妈，弟弟，表姐和我。”传为佳话。

外婆家饭菜清淡可口，别具一格，豆腐每餐必不可少。

苏家的典型菜式我沿用至今。晚上，一群小孩都盼望迟归的

二舅。他一定提着一包消夜，不是回饼，就是萨其马或重油

蛋糕。我九岁那年已是回外婆家的尾声。有一回吃过一轮点

心，明明看见还剩下一半，大人催我们去睡了，二舅悄悄问我：

“你几岁？”“九岁。”“九岁以下的去睡觉！”二舅高声宣布。

噢，我爱二舅。

大舅在军中任职，驻东北。三舅中学毕业后考取云南

母亲和她的妹妹“四摩登”。

二舅，永昌祥商号时髦的会计师。

家在云之南

大哥说我太胖，长大嫁不掉。我更惭愧眼睛太小，每面对镜头，尽量睁大眼。

省公费留美生，1945年便远离家乡。外公的书桌一扇半圆推盖永远关着，我常常好奇地想推开看看。外公时时抿着嘴笑，可是有无上的威严，小孩可不敢乱动他的东西。书桌盖顶上一边摆着大舅﹑公公﹑二表姨在南京时的合照。二表姨原是复旦的校花，因为在省政府任过科长，附带有过的军衔，五十年代恰恰够判刑送去劳改。另一张照片上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书的三舅，灿烂的笑容照亮了外公的书房。三个舅舅那时都英俊得像电影明星，姨妈们个个端庄秀丽。母亲教我唱一首歌，一唱便记熟。对我，这首歌永远牵连着对塘子巷外婆家的回忆：“我的家庭真可爱，清洁﹑美丽﹑又安康；兄弟姐妹多和睦，父亲母亲都健康；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虽然没有好花园，月季玫瑰常飘香，家啊，家啊，可爱的家……”伴着音乐的是每次我们去按外婆家门口的门铃，应门的惊叫“二姐回来了”，接着一片叽叽喳喳，俏丽的姨姨一个个赶过来，衣裙旸旸。

1948年，大舅﹑舅妈从东北回乡，为这和谐﹑温馨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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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末，昆明大观楼，母亲、哥哥和三位姑妈。

母亲和女友们。

家在云之南

的大家庭生活带来闭幕前的高潮。大舅此时已脱下军装，却未脱年轻军官

的潇洒和气派。大舅妈是日本人，身材高挑，说话轻言细语。她笑起来撮

着口，不似我们昆明女子张口大笑。长女慧中还在襁褓中，粉红的小圆脸

藏在粉红的绒帽里，立即成为所有人的掌上明珠。大舅年少离家，乡音已

改，说着纯正的国语，加上他们三人的穿着举止，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

的人物，令我们小孩感到好奇又敬畏。

日本媳妇从昆明婆婆和妯娌们那里学会许多新鲜手艺，包粽子﹑做香

肠﹑腌咸菜。大舅妈至今还对当年与昆明家人相聚的一件件小事﹑几十位

亲戚的音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楚，因为一幕幕亲情故事曾在她脑中一遍遍重

温。那时的中国，烽火四处，大舅一家即将弃国远走他乡。对可爱的家庭

的赞颂“冬天温暖夏天凉”，也适应于政治气候。大舅走后，外公外婆不

放心舅妈携婴儿出远门，让十四岁却十分聪明能干的七姨伴同。那时谁也

料不到这一别竟成永诀。1997年，几乎半个世纪后，舅妈﹑慧中﹑七姨

结伴重返昆明。外公外婆早已安息，故园也找不到一丝痕迹。

一年一度，裁缝师傅请到家中，在厅堂外走廊上搭起台子，替各人缝

制一套新衣。每个姨姨都是清一色昆明大道生纱厂“荫当士林布”浅蓝旗袍，

外公外婆灰色长衫。裁缝师傅成了苏家的老相织，外婆任他的助手，一边

与他闲话家常。

在物尽其用的社会观念下，妇女贡献最大。从中药店“抓”来的药由

薄纸包着，红白两间细细的棉线捆住。所有包装物品均不可丢弃。我能派

上用的工作便是把棉线死结打开，婆婆将线一圈圈绕好，收在抽屉里待用；

包药的纸也要抖干净药屑，平平整整折起来。从淘米水到粪便﹑垃圾，没

有一样是废物。

住在邻村的两兄弟，大张和小张，天天来外婆家收“米缸水”去喂

猪，去厕所倒粪﹑倒垃圾，担回去做肥料。小张十分勤快，从不坐下歇会

家在云之南

参加外公葬礼。小孩中我最年长，不动声色地逮住想逃跑的景和。

儿，打个招呼就走了。大张则总要到厨房来找人聊天，抽竹水烟筒。他胡子拉碴，眼睛随时笑得眯成一条缝。只要大人不撵我，我就坐在小凳上听他摆龙门阵。记得有一次他数落外婆：“老太太，洗完碗，瓷碗不能摞在土碗上，要不然往后你家姑娘找错婆家呢。”外婆不信他的一套，不晓得后来是否后悔过。现在我还记着大张的教诲，碗柜里不同花色的碗一定要分别摆放了。妈妈说小张不止勤快，又省吃俭用，攒钱买了地，后来被划为富农分子，地被没收了，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大张当他的贫农，倒分了块好田，还在农会里当了个什么。

到外婆家坐人力车（昆明人称黄包车），妈妈一路自言自语，我只听得出她的“……八妹……爸说……”，后来我当了少年先锋队员，戴着红领巾，耻于压迫人力车夫，任凭妈妈怎么劝也不肯坐车。妈妈带着弟弟在车上，我在侧边小跑，一路跟到外婆家。生活中从此掺上政治，外婆家的欢聚也快散场了。外公自杀的早上，二舅慌慌张张来到我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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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哪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

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

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病人的孩子早当家

1952年，母亲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到昆明市卫生局第

三门诊部做会计，后来又兼筹划第四门诊部会计业务。病倒后，她一人的

工作由三个会计来接任，此时她的单位才知道这位前任会计的价值。而对

她来讲，代价实在太大。母亲看起来温良谦让，实际上极为好强。她引以

为荣的是做会计的三年中，每年年终核查，没有错过一分钱。她去上班后

不久，我们便习惯母亲不回家吃饭，待到天黑了她回到家，用开水泡冷饭，

再嚼一小口红糖佐餐，几乎晚晚如此。她一生照料旁人，却无人照顾她。

父亲是粗心大意的丈夫，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

五十年代的大陆，革命烈火余热未散，上班﹑政治学习，军事化般严

谨。母亲过量的工作，过度的责任心，使她羸弱的心脏吃不消，几次在办

公室里晕倒。告病假要医生开假条。她的上司恰好是心脏病专家，是一位

尽一切可能表现自己的左派。一次母亲晕倒苏醒过来，这位主任医生说：“现

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你不舒服，可以躺在门诊床上听着。”以母亲的性格，

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求他开一日半日病假。求到这位主任，他总以拒绝

为始念。他曾对母亲说：“你的心脏没有大问题，包在我身上。”

大问题出现了。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医生告诉她本人和家属，母亲

的心脏最多可支持两三年。自我幼年记事起，母亲的病始终像梦魇一样压

在我心上。记得第一次她在饭桌上昏倒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吓得魂不附体。

母亲病发作时，本来白皙的脸更无一丝血色。早晨我会轻手轻脚走到她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