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说：“爸不在了。”“不在了？到哪里去了？快去找呀！”“爸过世了。”

妈妈像条棍子似的应声倒下去。

外公找不回来了，童年最欢乐的时光和那个时代也都一去不复返了。

病人的孩子早当家

1952年，母亲去会计学校读了半年，拿了证书，到昆明市卫生局第

三门诊部做会计，后来又兼筹划第四门诊部会计业务。病倒后，她一人的

工作由三个会计来接任，此时她的单位才知道这位前任会计的价值。而对

她来讲，代价实在太大。母亲看起来温良谦让，实际上极为好强。她引以

为荣的是做会计的三年中，每年年终核查，没有错过一分钱。她去上班后

不久，我们便习惯母亲不回家吃饭，待到天黑了她回到家，用开水泡冷饭，

再嚼一小口红糖佐餐，几乎晚晚如此。她一生照料旁人，却无人照顾她。

父亲是粗心大意的丈夫，我们是那样的不懂事。

五十年代的大陆，革命烈火余热未散，上班﹑政治学习，军事化般严

谨。母亲过量的工作，过度的责任心，使她羸弱的心脏吃不消，几次在办

公室里晕倒。告病假要医生开假条。她的上司恰好是心脏病专家，是一位

尽一切可能表现自己的左派。一次母亲晕倒苏醒过来，这位主任医生说：“现

在是政治学习时间，你不舒服，可以躺在门诊床上听着。”以母亲的性格，

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求他开一日半日病假。求到这位主任，他总以拒绝

为始念。他曾对母亲说：“你的心脏没有大问题，包在我身上。”

大问题出现了。母亲送到医院去抢救，医生告诉她本人和家属，母亲

的心脏最多可支持两三年。自我幼年记事起，母亲的病始终像梦魇一样压

在我心上。记得第一次她在饭桌上昏倒时，我大概只有四岁，吓得魂不附体。

母亲病发作时，本来白皙的脸更无一丝血色。早晨我会轻手轻脚走到她床

母亲也成了国家干部后，照了全家福。

家在云之南

母亲工作证照片。

边，担心她已经没有呼吸的恐怖慑住我的心。我定定地看着她，知道母亲早上醒来，总有一颗眼泪从她的眼角流出，看到这粒晨泪，我便心安了。

记得上初中一年级时，一天晚上和同学们在校园里玩追人，大笑大叫之际，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手指尖升起，我觉得一定是妈妈发病了，立刻跑回家。母亲好端端的，但是那时的感觉不时浮现，追随我一生。直到如今母亲去世已二十多年，我仍然会梦见正在兴高采烈地玩着，突然想起妈妈还躺在床上，我忘了给她弄吃的，于是心忧﹑自责，急急慌慌跑回家。

最大的震撼发生在我十二岁时，妈妈病发住进医院。那天黄昏，医院的信差来敲门，送来病危通知单。父亲看罢一言不发递给我，上面一个个令我惊恐的字立刻产生生理效应。我开始全身颤抖，不可抑制片刻，一直这样抖着跟随爸爸去到医院。医生护士正在抢救，妈妈带着氧气口罩。她侧过脸来看着我，目不转睛，我知道她对我说：“妹妹，不要怕，我不会死。”

母亲没有死。之后又熬过许许多多次病危抢救，但是从此她就被困在病床上受尽疾病煎熬，躺了十八个春秋。我的童年也就在十二岁那一年结束，自此担任起买菜﹑做饭﹑洗衣﹑管家用钱和许多原来由母亲承担的家务。当然还有照料终年病卧的母亲，同时维持在学校考第一名的虚荣。爸爸一如既往忙于公事，大哥景辉在外省，景泰九岁，景和五岁，他们也都一下懂事了。另一方面，我从母亲那里秉承的不泯童心，大概终生都不会离开我。写到这一页，眼泪没有停过，但是，我要讲的并不是一个完全凄

家在云之南

大哥将远行，全家到国际照相馆留影。

凉的故事。

和心灵手巧的母亲相反，我笨手笨脚，不会做﹑也最怕做家务。母亲常责备我说，叫你做事，口水都说干了你还不动，不如我自己做。分给我的职责例如拖地板﹑擦窗户，虽老大不情愿，还是要动手。母亲病倒，一下子改变了我整个的生活。除了可以指挥小我三岁的景泰帮帮忙，所有家务都成了我的职责。奇怪的是我没有一丝一毫自怜或怨艾，反而一天天受大小“成就”鼓舞，慢慢发觉自己不完全是一个傻丫头而变得自信了。

记得第一次洗大盆的衣服，坐在井边花了一个下午，衣服擦上肥皂在木头搓板上搓呀擦呀，再从井中一桶桶汲水，一遍遍洗去皂迹。把爸爸﹑我﹑两个弟弟一周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晾在横穿天井的铁丝上。我一一数点，每一只袜子也算一件，一共洗了十八件。虽然手指被搓板的木棱损伤，

30

家在云之南

又红又痛，那个星期天下午的自豪感，永志难忘。

“憨丫头”﹑“野丫头”在某些方面又是“小胆胆”，许多

稀松平常的事是我的禁区。我不敢擦火柴，不敢打开蛋壳。

每天生火做饭，要等景泰来替我擦火柴点燃“明子”。会做

的饭菜实在有限，蛋炒饭是仅有的几招之一。有时等景泰不

来，抓着圆圆滑滑的鸡蛋，鼓足勇气，闭上眼睛，向碗边敲去，

总觉得将会爆破开来，蛋黄蛋白四射。当然这样的事没有发

生，慢慢也敢直视全过程，避免因闭目造成的流失。失职的

事经常发生，例如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跳格子（昆明话叫“跳

海牌”），到天黑了才想起来还没有去生火烧晚饭。有时煮着

饭看小说，焦味充鼻时已不可挽救。米饭不可糟蹋，焦锅巴

必须吃下去。一次又发生焦饭事故，我把两个弟弟叫过来，

在锅巴上撒点盐，告诉他们大家一齐吃，吃完有“最高的奖

赏”。待弟弟索赏时，我大笑着念出正在上映的一部苏联电

影的名字：“最高的奖赏是人民的信任。”

母亲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姐弟三人和病床上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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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卧床第二年。

那时我们住在父亲任职的昆明市建设局宿舍里。那原是一位国民党军长的官邸，在金汁河旁。一幢两层楼的主房和侧边一排平房里，住了九家人。院子里一大丛竹子，几株桂花，沿墙爬满蔷薇。门前淌过小溪，溪对面和隔壁，花农的园圃围在茉莉﹑蔷薇形成的篱笆内。母亲病倒的头两年住在医院里，父亲许多时候出差在外，留在家里时也是早出晚归。院子里的各位伯娘婶婶都有了发挥她们同情与教导的对象，她们教会我做菜﹑腌肉﹑做咸菜，告诉我什么东西去哪里买。我曾把爸爸收藏的上好酒拿去腌肉，又添了一个“妹妹的憨故事”。

院子里有位北方大嫂，小孩叫她普妈妈。她的山西乡下话我能猜得出三成。一天我和景泰在擦窗户，她走过来对我们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 ”“好。谢谢您。”我们礼貌地笑着朝她点点头。“呢亚无瓜，阿瓜吧啦啦。 ”“好。谢谢您。 ”“我梭拉瓜，你们梯无拉瓜？”“好。谢谢您。”这回可把她逗乐了。原来她是问：“我讲的话，你们听不懂吧？”后来我慢慢习惯了她的口音，跟她学会发面蒸馒头，虽然成功率大概只有百分之五十。

我隔天去医院探望母亲。医院有严格的探访时间，记得那个中秋我带了月饼赶到医院，时间已过不准进入。我坐在门房对面的长凳上，哭个不停。一位医生路过，说情让我进去。我每次去探望妈妈，她都拿出一点医院供病人吃的好东西给我吃，说是她吃不完剩下的，相信是她省下的。看妈妈的主要任务是替她擦洗身体，她一日比一日瘦，我的心也一日日沉下去。大概过了半年，一天正在为妈妈洗脚，我晕倒了。父母决定让我休学一年，家里也请了个人来帮忙。我五岁上小学，比同学们都小一两岁，停

家在云之南

一年也没有什么，何况那学期我最倾心的一个男同学刚刚转学到北京，走

进教室令我心灰意冷。

大约一年半后，母亲的病危期过去，回家来养病。为怕她病发来不及

抢救，放了一个巨大的氧气罐在床底下。我们三姐弟先后都学会替妈妈打

针。第一次用针头对着瘦骨嶙峋的妈妈扎下去，令我胆战心惊。那时相信

打针是必须的，每隔一晚都要注射一次。年复一年，妈妈臀上的一点点肉

都硬结了，钢针常被顶曲还是扎不进去。到最后几年要从手臂静脉血管注

射针水，这已超出我的限度，那时景和已长大，由他任最高一档的家庭护士。

侍候病人的常规事首先是做吃的。妈妈一点也不挑剔，每晚用牛奶和

米粉煮“奶糕”给她吃。我千百遍地问过她：“好吃吗？”母亲不厌其烦

地回答我说：“完成任务。”逢周末早上去排队买肉或别的供应品，不只为

妈妈，也买全家的食物，大部分东西都要排队。找医生来家看妈妈，去买

药，煨中药，都不觉得是苦差。最麻烦的是每天大小便要端到公共厕所去

倒，途中穿过宿舍大院﹑球场，倒完得洗刷容器。这是十八个三百六十五

天中必须做的一件不想做的事。我去上大学的几年，我下乡的四年半，主

要都是景和弟弟做。替妈妈洗澡则弟弟不能代劳。我在大学是文工团的舞

蹈队长，但从来不会跳社交舞。星期六一下课我就赶回家，要替母亲洗澡，

还有一大堆家务等着我去做。我从不觉得有所失，每周末都盼望回家。坐

一截公共车，再走半个多小时，脚步总是越走越快。

报考大学时有人劝我学医，我想都不会去想。连和医疗沾边些的营生，

对十二岁女孩也很可怖。那时相信胎盘滋补，我先去找医生开证明，然后去

产房拎回一个血淋淋的胎盘，在水龙头下一遍一遍冲洗，觉得就要晕过去了。

我自然不会告诉妈妈我害怕，也不会告诉她每次替她打针我是如何心跳。

母亲初时还可以在房中走动，记得她曾用一件蓝花绸旗袍改制成我的

衬衫。其后再因病危住进医院，两度出院，直到 1973年去世，十几年间

家在云之南

最多能在精神好时站起来扶着家具走几步。她说自己连劳改犯人都羡慕，因为他们还没有失去走走路的自由。有一次全家人去看电影，照例妈妈一人躺在家中。晚上归来走进家门，妈妈便笑着叫我们去看她的“战绩”：她不开灯，一晚在黑暗中打死了十多个蚊子。此时我已上大学，仿佛才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十年来她终日忍受的“监禁”是多么残酷的虐待。

妇道人家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的母亲却从未令我们厌烦。家中躺着病人，

也并没有令我们终日愁眉不展。十八年中，除了因为政治带来的阴云遮住

阳光的日子，除了妈妈病痛发作痛苦吟哼的日夜，快乐和欢笑仍是家庭生

活的主调。母亲和我大概都因为 DNA的缘故，笑神经特别发达，够资格

被香港人称为“大笑姑婆”。别人听起来不怎么好笑的事，可以令我们笑

个不停。她的一个同事是位军官太太，最热衷向人炫耀其“上等生活”。

一天她赴宴回来，报告说菜式如何讲究，“头道菜是冰糖”。“什么？”她

重重的外省口音，令我们把“拼盘”误听为“冰糖”。我那天正好去看妈妈，

这位阿姨转身走开，我们俩母女笑得人仰马翻，坐公共车回家一路还笑不

饱，推开房门再倒到床上大笑。

母亲模仿方言的本事很绝妙，来客若操云南某县方言，客人离去，母

亲可以惟妙惟肖将客人的腔调再带回来，令众人捧腹。她的心脏太虚弱，

要防止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这常常是个难题。有一次过新年，楼下大礼

堂有公司职工业余歌舞表演。母亲已多年没有出房门，忘了是谁出的主意，

我们用一张藤椅把妈妈抬下三层楼去看演出，报幕的是位玉溪姑娘。晚上

回来妈妈笑得直淌眼泪。有一个杂耍节目叫“两个小伙子摔跤”，用玉溪

方言念出来，听起来像是“两个小伙子睡觉”。妈妈模仿得活灵活现，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