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能在精神好时站起来扶着家具走几步。她说自己连劳改犯人都羡慕，因为他们还没有失去走走路的自由。有一次全家人去看电影，照例妈妈一人躺在家中。晚上归来走进家门，妈妈便笑着叫我们去看她的“战绩”：她不开灯，一晚在黑暗中打死了十多个蚊子。此时我已上大学，仿佛才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十年来她终日忍受的“监禁”是多么残酷的虐待。

妇道人家

“久病床前无孝子”，久病的母亲却从未令我们厌烦。家中躺着病人，

也并没有令我们终日愁眉不展。十八年中，除了因为政治带来的阴云遮住

阳光的日子，除了妈妈病痛发作痛苦吟哼的日夜，快乐和欢笑仍是家庭生

活的主调。母亲和我大概都因为 DNA的缘故，笑神经特别发达，够资格

被香港人称为“大笑姑婆”。别人听起来不怎么好笑的事，可以令我们笑

个不停。她的一个同事是位军官太太，最热衷向人炫耀其“上等生活”。

一天她赴宴回来，报告说菜式如何讲究，“头道菜是冰糖”。“什么？”她

重重的外省口音，令我们把“拼盘”误听为“冰糖”。我那天正好去看妈妈，

这位阿姨转身走开，我们俩母女笑得人仰马翻，坐公共车回家一路还笑不

饱，推开房门再倒到床上大笑。

母亲模仿方言的本事很绝妙，来客若操云南某县方言，客人离去，母

亲可以惟妙惟肖将客人的腔调再带回来，令众人捧腹。她的心脏太虚弱，

要防止自己笑得透不过气来，这常常是个难题。有一次过新年，楼下大礼

堂有公司职工业余歌舞表演。母亲已多年没有出房门，忘了是谁出的主意，

我们用一张藤椅把妈妈抬下三层楼去看演出，报幕的是位玉溪姑娘。晚上

回来妈妈笑得直淌眼泪。有一个杂耍节目叫“两个小伙子摔跤”，用玉溪

方言念出来，听起来像是“两个小伙子睡觉”。妈妈模仿得活灵活现，笑

家在云之南

到气喘。全家人都一边笑一边互相警告：不能笑了，不能笑了。担心她的

心脏病发作。

我小时候会无端端地觉得许多人的举止都很可笑。笑也有带来焦虑的

时候。每个星期六学校“过队日”，少先队员先要举行仪式，唱队歌：“我

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停顿）承着我们的父

兄……”，学歌词时我一定没有专心，而且郭沫若文绉绉的词，对八九岁

小孩也太深奥。我一直不明白歌词的意思，以为是“撑着我们的腹胸”，

大概是教小孩不应吃撑了，故每次唱到这一句，就要使劲全力忍住不要笑

出声来，忍得很辛苦。

母亲从医院回家养病，稍一动便心慌气喘，每天要服用减慢心跳的药

“毛地黄”。她大部分时间必须躺着，九岁的景泰自己画图设计，动手用木

条﹑亚麻布替妈妈做了一张躺椅。那时一切令人舒服的家具都不生产，国

家还很穷，况且无产阶级革命者不屑于这种奢侈。床褥都是棉絮，无论垫

多少层也令几乎二十四小时躺在上面﹑瘦得皮包骨的妈妈背痛。

有一天，母亲的好朋友伯娘赶来报告，昆明著名的“大德药房”老板

家有一张席梦思大床要卖。我立即跟伯娘去到人家家里。这张床又大又舒

适，床头的柜子用滑动梭门开关，一看便知是天赐良机。床要卖一百六十元。

我跑回家来，爸爸那时出差在外，弟弟刚刚学会踩单车“鸡心”（小孩不

够高，坐不到车座上，立在单车一侧，把脚从下面伸过去踩另一边的踏板）。

我则连车也不会骑。于是景泰推着单车，我们一齐去拍卖行，把家中唯一

可卖钱的单车卖了一百二十元，忘了又向谁借到四十元，急匆匆去付款把

席梦思大床买回家。旁观者眼中，两个小孩走在街上，推着他们心爱的单

车去卖钱，场景可悲。其实我和景泰一心想着妈妈这回可以舒舒服服地躺

着了，兴奋不已。

母亲躺在这张大床上，直到去世我们搬家数次，就连“文革”时被逼迁，

家在云之南

母亲和女伴们。好友李家英，十四岁到延安，后来患精神分裂症。

全家挤在一间房里，这张床和躺在上面的母亲始终是全家的中心。我每天放学回来，书包一摔就跳上床去躺在母亲身边，彼此交换新闻。亲戚朋友来访，男的坐在床边椅子上，女的坐到床上。亲近的女客都爱脱了鞋，靠在床上与母亲聊天，也有的困了就躺在母亲身边打个盹。父亲笑说母亲是名符其实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从亲友﹑邻居到子女们的同学，家家的琐事母亲都知道。经常让我吃惊的是她比我还清楚我的同学的家事。有一回她问我的同学，她的两个下乡的弟弟回城没有。这个同学上次来我们家是两三年前的事了，真奇怪她会记得。

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热衷谈论天下大事，动不动指点江山，激扬政治。母亲的关怀在她身边，在于她接触过的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我们家客来客往不断，母亲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来潮”。那时我觉得母亲病，众人来探访是人情世故，很久后才悟出，大家喜欢来到她的床边是想对她倾诉，感受与她对坐时，不可言传的轻松与宽慰。母亲不喜欢讲自己的病，善于不经意地和对方一道走向他们心中最隐蔽的角落。我和弟弟的好朋友都成了母亲的朋友。我们不在昆明的时候，我们的朋友也成了家中常客。没有客人的晚上，母亲会说“今天晚上好静哟！”她去世前几年，精神已很差，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访客依旧。

母亲的访客中，有的令我觉得奇奇怪怪。她的一位朋友李家英，患精

家在云之南

神分裂症，母亲是她尚肯见面的极少数人之一。这位阿姨虽然也面带笑容，

但表情高深莫测，样子像混血儿。我见过她年轻时的照片，一位颇有气质

的美人。她来到，视我们小孩如无物，只和母亲一人说话，不停地用一把

特制的钳子夹松子，取出松仁。母亲说她这是为了稳定情绪。李家英十四

岁便到延安参加革命，据说毛泽东曾摸摸这个漂亮的云南小姑娘的面颊说：

“你这么小年纪就到延安来了？”小姑娘在延安长成大姑娘，至于后来怎

么疯了就不知道了。李家英回到昆明还是“白色恐怖”抓共产党坐牢的时

代，她病发时半夜爬到房顶上高呼“共产党万岁”，她哥哥及我父亲等人

只好把她绑架送去乡下藏起来。

织毛衣，做针线，替我们补衣服，母亲一年到头都有做不完的活计。

母亲织毛衣，每一针都须绝对平整﹑匀称，小不如意便拆了重来。她用手

缝出的针脚，和机器轧的分不出两样。这些普通女性精致的手工，堪与艺

术作品相比，匆匆忙忙的现代人已失去了这份情趣，巧心巧手的巧妇一针

一线织出她们的心思与爱意。

白天精神好一点时，母亲便写信。给大哥的信是她写得最多的，“辉

儿……”密密麻麻几页。我的姑妈﹑大姨﹑三姨﹑五姨都在外县或外省，

母亲代表昆明的家人负责与她们通讯。与三姨来往的信最长，动辄七八页，

妈妈自己戏称“短篇小说”。大舅﹑三舅﹑七姨在国外，1973年前音讯不

通，母亲对他们的思念不曾间断，常在心中与之对谈。亲友都说，你妈是

你们家的“箍桶索”。当年的木桶是用一块块木板围成，上下两道“箍桶索”

箍住，索子一断，木板便散开。母亲去世后，我才慢慢理解她维系家庭的

作用，可惜她的角色已无人可取代。

外婆﹑妈妈和千万优秀的中外妇女一样，从不追求蝇头微利，蜗角虚

名。她们视人生的价值在于有用﹑有助于穿过人世间有缘相逢的人。母亲

病在医院中，外婆曾到我家来住了几个月。说不清何故，她突然成了同院

家在云之南

大哥一家从山西避武斗回到昆明。平时不见面，枪响大团圆。

男孩海光的义务家庭教师。也许我们姐弟善于考试拿高分，外婆把她督导小孩的热忱转向老是在及格线上挣扎的海光。外婆对他的关心胜过他忙于工作的父母，天天检查他的功课，让他背书。海光和景泰同岁，是我们的小跟班。约他玩，没有不应的。一次和我玩跳格子，竟然不记得去考试，要外婆代他写信向老师求情。海光每被外婆教导功课，都乖乖地听着，一副知罪告饶的模样后面藏着忍住笑的顽皮。海光后来当了军人，表现很好，被提升为军官。可怜的海光，当年那些没完没了的考试，除了给他带来无穷的烦恼，蹂躏一个小男孩的自尊与自信之外，有何用处？希望一个善良的邻家婆婆的关怀，曾在他心中种下温情的种子。

四十年代末政权交替前夕，经济十分不景气。据说父亲的工资拿到要立即去买米，不然钱可能会因通货膨胀而变成废纸。我记得邻居叔叔教我们用崭新的钞票折纸扇子﹑纸帽子。小孩子对贫困的认识很模糊，我们一样从早到晚在外面

玩。如今印象深的是一位弓腰驼背的老婆婆，背着个筐来我们家前面网球场边捡落叶。她一来，母亲总招呼她进家去，拿些洋芋给她。当时洋芋是我们的一半食粮。母亲的好施从未间断，她自己十分节省，常常念叨要“宽与待人，严以待己”，她对宽严的理解显然超过字面原先的含义。“省嘴待客”，也是母亲同辈中许多人待人接物的风格。

母亲病倒后，我成了她的亲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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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云之南

主要出访的是母亲的舅舅家，不时送去我们姐弟的旧衣服或几块钱。我的

大学同学很多是从小县城来的，过年过节，母亲吩咐我约他们来家里吃饭。

有个同学冬天穿着单薄，我问母亲把自己的新毛衣借给她穿好不好，母亲

说“当然”。在美国的三舅信奉基督，身体力行，关怀世人，对昆明众多

兄弟姐妹尽力照应。他寄钱来给母亲买针药，每收到汇款，母亲都分作八

份，平均送给各家。

1949年以前，家道时好时坏。母亲持家的原则是量入为出，“蛇有多

粗，洞有多大”。后来父亲的工资一直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直到大哥

开始上班。大哥每月寄回二十元，将近他工资的一半。母亲每月都记家用账，

秀丽齐整的字清清楚楚记下一笔笔费用。母亲住院的时候由我记账，则是

乱账一盘。她病倒后不肯为自己添置新衣，去世后我找不到一件像样的衣

服做她的寿衣。她有一条棉裤，里里外外打了几十个补丁。每逢想起她一

生为儿为女自己省吃俭用，想到这一条百纳裤，都令我心痛不已。

母亲和大多数母亲无异，对子女的饱暖过于操心。我总是摆不脱母亲

的唠叨，我曾对她说：“我伤风感冒不是害怕头痛发热，而是怕你不停地

抱怨。”我在努力不重蹈母亲的覆辙，不做唠叨的母亲，但人的天性难移。

外婆晚年身体日渐衰弱，母亲住在医院里，她久久来探望一次，扶着

拐杖，蹒蹒跚跚走进病房。外婆中风前最后一次去探望妈妈，两人已很久

没见面，母女俩从来都有道不完的家常，这一回却只是相互定定地望着，

勉强交换一言半语。大概知道这已是永别前的见面，强忍悲痛，尽量把对

方的样子深深印入脑中。

外婆病后住在四姨家，不久便过世了。大家都不敢把噩耗告诉母亲，

怕她的心脏受不了。每个星期天妈妈照样打发我去看望外婆。上天无路，

我通常去新华书店看书，或去看一场电影，把买给外婆的糕饼带回家与弟

弟们分享。过了大半年，有一天景泰将外婆的绒帽戴在头上玩，母亲见了

家在云之南

1953年外婆家的亲戚大合影。

顿时脸色变白，问我们道：“婆婆是不是已经去世？你们不用骗我了。”

站在父亲的角度，妻子四十二岁起卧病在床，父亲始终对她忠心不贰；努力工作，担负着养家的职责；勤奋自强，敬业且能干，给儿女做出表率。但为母亲着想，父亲不是个挑剔的男人，也非体贴的丈夫，心情不好时，无端端大发雷霆。雨过天晴，他自己无事一般，母亲则心中耿耿，时时暗自垂泪。

1958年令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低眉顺眼做人的“反右运动”中，父亲居然躲过横祸，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只被定为“有右派言论”者。此时他是昆明市政建设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经理，政治上不受信任，业务上要他全盘负责，公司上千人，他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妈妈知道男人对妻子儿女发脾气解压的心理学解释，恐怕就不会那么难过了。有一回妈妈被爸爸伤透了心，几乎半年不与父亲说话，其后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要我拿去递给爸爸，字字是泪。不知父亲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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