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未，可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个启蒙年代。全社会经历这场阵痛的时间，恰巧涵盖我整个学生时代。

搜寻这段记忆，固然很多与启蒙相关的亮点，上中学时憋在一间漆黑小平房里油印地下刊物；八十年代初读到斯宾塞《 理想的冲突 》，看到马克思仅是众多思想家之一员，和他们居然是并列关系，真有井底之蛙蹿出深井，终于得见辽阔天空的天翻地覆。可是，这些个人成长史上的大事，我没兴趣写，倒是想写一些小细节，它们与杂志有关。

小时候，我生活在苏北一个县城。像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县城一样，它由两条十字形马路构成。其中一条路上，除了县革委会、县政府、百货公司、五金公司这些必备建筑外，还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在里面买过作业本，买过毛、华两任主席像。小学五年级时，还买过有生以来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1978年秋天，我在那里关注到一本杂志，《 文艺报 》。

《 文艺报 》现在是报纸，1978年刚复刊时是以杂志形式出现的。关注它是因为，这份杂志与我父亲有关。当时遍处可见一本大红封面的《 读报手册 》，内有很多时政名词解释。我在上边找到过父亲的名字，位列“丁陈反党集团”条目之下，他在里头的名号叫“喽啰”。而这个集团的“反党阵地”，正是《 文艺报 》。

那年我十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上小学时经常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议论，让我过早地明白一些世事。我知道，家庭有问题，父亲有问题，《 文艺报 》有问题。所以看到《 文艺报 》又赫然摆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懵懵懂懂地觉得，可能是件好事。

当晚回家向父亲报喜讯，不料他反应很淡。现在想来，他们那代人对这类风吹草动，以及其中隐藏的种种“密电码”，从来就没放松过警惕，想必早已知晓此事，并在心里琢磨了八百多个来回。不管他反应如何，反正我当天晚上为这件新鲜事莫名兴奋，也从此把那杂志封面上集鲁迅字而得的刊名模样，牢牢地印在脑海。

来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北京。于我而言是到北京，对他们，却是回北京。据说重新安排父亲工作时，他提条件：除了《 文艺报 》，去哪儿都行。伤心之地，避之唯恐不及。于是被组织另派任务，筹备老牌杂志《 新观察 》的复刊。

办杂志的同行之间，向来有互相赠阅的传统，所以从我到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父亲每天回家，包里都有没拆封的杂志。每天傍晚，父亲一进家门，我都会迎上去抢他手里的包，并非孝敬长辈的礼数，是要立即掏出那些报刊，挨个儿拆开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