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从1866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参与海军事业长达50多年之久。他虽然没有专门对海权加以全面系统的论述。但其海权思想却融化在著作的字里行间。他对海权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严复朦胧的海权意识，最早萌发于他在英国深造之时。1878年3月12日，严复在与郭嵩焘论及张力臣撰写的《瀛海论》中的四个谬误时，专门指出了其中所谓“中国有各国互相牵制之势，海防非所急”的谬论。但总的来看，严复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拟上皇帝书》、《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和《法意》按语等文章之中。

当时，马汉撰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三部论著出版，它标志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严复研读后印象深刻，直到1900年犹回忆、提及“往读马翰（马汉，笔者注）所著《海权论》诸书，其言海权，所关于国之盛衰强弱者至重。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这使他早已形成的朦胧海权意识逐渐明晰起来，并提升到理性的层次，从而能高瞻远瞩地看待海权问题。综合来看，严复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分析了中国海权意识缺乏的原因。在严复看来，“五洲立国，形势不同，有海国，有陆国，有海陆并控之国。”“而我中国者，正海陆兼控之国也。徒以神州奥壤，地处温带上腴，民生其中，不俟冒险探新，而生计已足，此所以历代君民皆舍海而注意于陆。自弃大利，民智亦因而自封，遂致积重以成百年来之世面。”

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忽视海权，有自然与历史的原因。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中华民族不需向海洋发展便可不愁生计，从而逐渐积淀成闭关自守、不重海权的弊病。

今天看来，严复的观点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历史上，我国曾经一度有过繁荣的海洋贸易，也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但始终没有孕育出清晰的海洋发展战略和海权观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双重易受害性。几千年来，中国面临陆上的威胁始终要大于海上的威胁，所以，在依赖陆地便可丰衣足食的情况下，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力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内在动力把发展的目光投向遥远的海洋。这也是中国的海洋贸易基本上停留在近海区域、民间行为，且时兴时禁甚至完全封闭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西方海上国家，由于受国土面积、资源贫乏等因素的影响，不得不靠向海洋来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资本主义的兴起，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铁甲舰或钢壳军舰等一系列先进技术工具的出现，为这种需要提供了便利，世界海洋时代来临，而同期的中国却仍然在陆地时代裹步不前，“坚船利炮”摧毁“男耕女织”实属历史必然。回顾历史教训，他感慨万端：“吾国开辟以来，家拥一统无外之规。常置海权于度外，至于今其敝见矣!”

第二，阐明了海权的极端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中，严复分析敌强我弱的局势，总结兴废存亡的教训后指出，发展海权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必有海权，乃安国势”，掌握领海之大权，才谈得上安定国家局势；二是“将修内政，先固外封”，在巩固海防的同时，加强江河防务；三是“欲求公道，必建强权”，有牢固的防务，才能有国际间平等相处；四是“消内患，弭外扰”，添置舰艇巡梭江海，才能消除内外侵犯；五是“嘉谋及远，翕附侨黎”，购置船舰，远航海外以联络团结侨胞；六是“先振声威，乃资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