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学的世界中时时闪动着外在世界的影子。倘若两者绝缘，文学将失去唤起人们真实情感的可靠中介。因此，完全否认文学中的摹仿成分是不公平的。毫无共通因素而彻底纯粹的个人内容在文学中未必可能，因为至少文字和语言属于公共财产。可是，文学倘若因此将摹仿作为目的以求复制现实，却不能不说是个笨拙的选择。莱辛在《拉奥孔》中就已经昭示了文学在这方面的短处。在摄影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种短处尤为明显。人们可能不会忘记，巴尔扎克在一些小说的片断中曾经孜孜不倦地力图以文字精确地映照当时的巴黎生活。可是，这些未必成功的努力毋宁说是他那过人的精力所制造的文学实验罢了。当然，许多人可能更愿意将“摹仿”解释为毫不矫饰地呈现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如果承认这种文学主张至少概括了一部分文学现象，那么，我们则不能遗漏了这种补充：现实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呈现恰恰不能通过镜子式的摹仿完成。外在的客观世界中所隐含的社会关系，只能在文学家特定的艺术处理中才可能显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一切特征——诸如文字媒介，艺术构思，或者诗歌、小说、戏剧的具体法则程式——无不造成了文学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某种离异。这种离异恰恰是外在世界转化升腾为文学世界的过程。相形于林林总总、驳杂斑斓的外在世界，文学的世界之所以清晰、明快、简捷并且勾人心魄，无非是这个离异过程的处理。不过，这个过程也许未必像一些人所形容的那样：在文学家的大脑这个熔炉中，世界的渣滓沉淀了，世界的精华被提炼而出，重新铸成了一个文学的世界。大千世界是个完整的系统，其中每个现象都有自身不可抹杀的意义。我们很难保证文学所丟弃的一定不如留下的重要。人们知道，文学以外的许多学科常常收留了文学所忽略的现象，但人们并没有勇气继续说，这些学科所涉及的都不过是浮在世界表层的泡沫而已。文学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差别，更多的是由于文学家按照自己的情感经验重新将外在世界组织了一遍，从而使文学世界中各种演变所依据的内在程式更为吻合人们的情感结构。文学家在自己的情感活动中发现了一系列现象的某种联系和一致性时，世界才向文学展示了自己的某一方面意蕴。人们的情感对于对象的把握不像理性思索的条分缕析，但却更为直接和富于整体感，而且也同样具备了一定深度。所以，文学所呈现的与其说是客观的、本质的世界，不如说是人们的情感理解中的世界。即使那些号称现实主义乃至自然主义的文学著作中，文学家一方面丝毫不苟地摹制某些场景，另一方面又不知不觉地改变事件的原有秩序而代之以主观的情感秩序。在人的生命历程中，睡觉、牙牙学语、刷牙洗脸、脉搏跳动和正常体温，这些意义重大的现象无疑具有很大分量。可是文学家却宁可关心争吵、磨难、爱情、邂逅、婚姻、死亡这些现象，而且不顾时间、空间的间隔而把它们汇集于一道。这不正是因为后者更为适合成为情感的对象，而它们的集中也更适合情感的发扬吗？所以，尽管托尔斯泰在现实主义作家中拥有巨匠的身份，但他却毫不犹豫地宣称：艺术的使命在于传达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