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主张，二十一世纪是女性的世纪。从拍摄《日本昆虫记》和《赤色杀机》的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我就一直在刻画女性的坚强，这一点在最近的作品中也没有改变。

女子一直承受着充满陈规陋习的家庭、社会的摧残，然而一旦她们陡然一变释放出自己的坚强而取得自立，有时甚至能改变男人。《鳗鱼》中帮助原杀人犯正常生活的桂子、《肝脏大夫》中满不在乎地向男子提供身体的苑子、《赤桥下的暖流》中分泌出生命之水的佐惠子都是如此。

2001年，《赤桥下的暖流》在戛纳电影节上映后，法国的《解放报》称赞我为“好色老头”。我心想，我就是想要永远在对好色、贪婪的描写中追寻人类的滑稽、伟大、纯真与丑陋啊。

这部电影的原作是由共同通信社记者转为作家的边见庸所著。读了这本书使我产生兴趣的，是实际生活中是否真有女子能像佐惠子那样分泌出超常量的水。即使到了即将把它拍成电影的阶段，我还是不厌其烦地向边见庸核实这件事，问得他都怕了。

电影试映一结束，一个记者模样的人到试映会场门厅里我和妻子的跟前说：

“其实我妻子就是那样的女人。我可真幸福啊。”撂下这句话，他又一阵风似的消失了。

听了这话，我和昭子愣得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才又都开心地感到，这个人看完这部电影好像非常高兴。

《赤桥下的暖流》之后我没有拍长篇电影，但拍了一部短片，就是《九一一事件簿·日本篇》。这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同时发生多起恐怖袭击后，法国作家阿莱·布瑞金发起拍摄的。他计划从世界上选出十一位导演，让每人拍出一段片长十一分九秒的超短篇电影。他从日本挑选了我，此外参加的还有法国的克劳德·勒鲁什、英国的肯·洛奇、美国的肖恩·潘、伊朗的萨米拉·马克马巴夫等人。

一说起九一一事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受到客机撞击后毁坏的大楼，而是事发后不久到现场视察的布什总统和消防员。布什对着站在一起的消防员异常恳切似的搭话，还拍了拍他们的肩。这个场景我越看越觉得恶心，心想这真是拙劣的作秀。那些消防员看起来虽然讨厌他这番蹩脚的表演，但应酬姑且还算保持不失礼。

我也曾经见过同样的场景，见过那些呼吁“爱国”、煽动爱国心的有权者。然而，他们都是在做戏。我想拍一部电影，告诉人们“圣战”是一种何等靠不住的东西。这个灵感是从井伏鳟二《除厄特集》中的一篇文章里获得的。那其实是篇井伏鳟二按自己的理解将杜甫的诗《复愁》翻译而成的文章。我在诗句最后写上了一行字：“根本没有什么圣战！”然后将诗交给长子天愿大介，让他去写剧本。

天愿根据这篇文章，写了一个关于已经完全变成蛇的前日本兵的故事。剧中主人公由于在中国战场有过悲惨的经历，变得对人类厌恶至极，因此不再做人。主演是田口智朗，看样子他实际观察过许多蛇，研究过蛇的表情和动作。在电影最后他不使用手脚而在山中逃窜，还跳进水里游泳，吃尽了苦头。我觉得他对导演的苛刻要求完成得相当好。

这部电影的时间一开始就规定是按秒计算的，又是部相当短的电影。我只能一边拍摄，一边琢磨怎样才能提高内容密度。这部十一集的系列短片《九一一事件簿》在恐怖袭击一年后的2002年9月在日本和世界其他各国通过电视放映，又过了一年便在剧场里公映了。我拍的《日本篇》是唯一讲述与现实事件完全没有接点的故事，被放在了系列片最后一集。这恐怕是因为它与其他片子不同，只好放在最后吧。我在最后强调的“根本没有什么圣战”，制片人似乎也深深理解。

现在我手头有的，是写于十年前却因为资金筹措不到而流产的一个电影剧本，片名叫《新宿樱幻想》。这是“二战”中一个生长于新宿二丁目红灯区妓院里的早熟少年的故事，是根据辻中刚的原作《花街少年》改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