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落后很容易被描述成丑陋。无论是过去的中国，或是现在奈保尔笔下的印度。由于强国文化沙文主义作祟，在19世纪大多数欧洲与美国人的眼里，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版图上的一块空白——疆土辽阔但却遥远渺茫。至多，它也只是个“落后”、“僵固”、“充满奇装异俗”的国土。一些西方水手、商人和士兵曾来过中国，但他们短暂、浮泛的逗留所带走的，大多是带有侮辱性的印象：中国人生性狡猾、缺乏善心、不可理喻。文学艺术模仿了生活。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中国人物大多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仅以美国戏剧为例，在百老汇演出的这类音乐剧就有《鸦片王国的国王》、《唐人街的查理》、《唐人街的皇后》等。1877年马克·吐温与布莱特．哈特还合写了一出闹剧《阿兴!》。剧本中华人阿兴是“愚蠢而又可怜的畜生，尾巴长到了后脑勺”，“笨蛋”，“道德肿瘤”和“一个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等等。他被视为长了副“空脑袋”，“只会像猴子般模仿”。

赛珍珠以其长期在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中生活的亲身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深入了解的文化底蕴，与众不同地把中国人“不是放在与西方人，而是放在与其他中国人的相互关系中加以描述”，经过多年的勤奋努力，赛珍珠创作了一大批形象生动、较客观地反映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文学作品。《东风·西风》、《大地》三部曲、《母亲》这些作品种成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这些作品影响了欧美整整两代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如一位英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是赛珍珠和她的作品“为数以百万计的欧洲人民提供了第一幅关于中国农村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长卷”。1938年，经过激烈的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决定将百余万美元的奖金给这个写中国题材的美国人。在颁奖前一天，一位斯德哥尔摩天文台台长对赛珍珠说：你的作品“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形象和品性，而正是这些“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