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赛珍珠的《大地》被译成中文不久的1933年，即该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的五年，鲁迅就对赛珍珠的作品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他批评《大地》是“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至1934年，鲁迅又对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为英文时，将其改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事情，提出了非议。认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1938年她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就公开抨击“蒋介石因无视农民而失去了他的机会。”赛珍珠的“放肆言论”激怒了当时的中国官方，虽然她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有关，南京国民政府派驻瑞典的使节仍奉命拒绝参加。尽管如此，站在举世瞩目的授奖仪式上，赛珍珠演说的题目是《中国小说》：“我考虑今天要讲些什么时，觉得不讲中国就是错误。虽然我生来是美国人，但恰恰是中国小说而不是美国小说决定了我在写作上的成就。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今天不承认这点，在我来说就是忘恩负义。”

赛珍珠获诺贝尔奖消息公布后，《纽约时报周刊》上曾发表人物专访，高度赞扬赛珍珠及其作品。著名评论家范多伦亦撰文称颂她的小说“数量众多，质量上乘”。但在美国文学圈内的反应，否定的居多。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另一位后来也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说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可笑的是，这位福克纳先生似乎很健忘，1949年他因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站到赛珍珠曾经站过的领奖台上，“拿”走了诺贝尔文学奖。　赛珍珠获奖后受到攻击的另一个难以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她的性别。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1934年获奖的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另一位是1936年获奖的剧作家尤金·奥尼尔。应该说，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都暗暗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荣授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必然在这批轻视妇女的男子心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平，使他们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智上，都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