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地，我们对胡适的态度也是如此。胡适既然是他所处时代的人，我们当然不应该强求他要有今天的性别意识。然而，不“时代错误”地去研究胡适，跟不用今天的性别意识去研究胡适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儿。曹诚英可以不假思索、理所当然地把胡适比为太阳，而以月亮自视；哈德门太太可以以星星自居，在1950 年6 月江冬秀到纽约跟胡适团聚以前，就自动搬出她跟胡适同居的公寓让贤。这些一点都不奇怪，毕竟因为她们都是她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她们而言，星星、月亮、太阳的高下地位，不但是常识，而且是命定的。但如果处在今天的我们，也不加括号地以“星星、月亮、太阳”为天经地义，不管是把它拿来当做传诵的佳话，还是把它拿来作为窥淫的愉悦，那就是活在今天的性别意识的社会里，而却仍然在替胡适做着那曹诚英、哈德门太太时代的黄粱梦。

然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的黄粱梦，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替胡适作呢！君不见今天还有多少人继续在帮胡适编他的群芳谱。只要看到可以引人遐想的片语只字，就马上喜滋滋地在随手携带的群芳谱上添上一笔。因此，连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后来在纽约唐人街的教堂从事圣职的李美步（Mabel Lee），也莫名其妙地被写进了胡适的群芳谱。窥淫的狂想是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垠无际的。光是胡适在1936 年11 月19 日给李美步的一封英文信，翻成了中文，就可以让他们诠释得如痴如醉。胡适在这封信里称呼李美步为“我的圣女”（My Saintly Lady），就让他们觉得“暧昧”；胡适在信里说他常惦记着她、说他“想到在我的旅舍中我们的谈论”、“在帝国大厦顶塔上那美丽的夜晚”、问她“真正快乐吗”这些字眼硬是被他们想入非非、望文生义，从英翻中的字里行间里窥淫地“感觉出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愫”。他们完全不知道胡适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在两个星期前，胡适才收到了韦莲司给他的那封“伊人鸟”──见本书《序曲》──的信，着实地打了他一大棍。韦莲司用了很抽象但又很鞭辟的隐语责备他骗了她的感情，没老实告诉她曹诚英其实是他的情人而不只是“表妹”。

胡适问李美步是否真正快乐？用胡适的话来说，那完全不是“小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大我”的宗教与人生哲学的问题。直接地说，那完全是跟胡适反基督教、推崇社会改革的工作有关。他在这封信里所提到的珍·亚当丝（Jane Addams ）在芝加哥所创办的赫尔社区工作屋（Hull House），以及李莉恩·华德（Lillian Ward ）在纽约所创建的亨利街社区工作屋（Henry Street Settlement），其实是暗示李美步与其在唐人街传教碌碌终生，不如效法珍·亚当丝以及李莉恩·华德去为整个社区的改革奋斗。这就是胡适所谓的“快乐”的意思；这就是胡适在李美步的教堂里题字：“功不唐捐”，淑世、济世的精神。窥淫者不去作抽丝剥茧、沉潜寻思的工作。看到了“旅舍”、“美丽的夜晚”、“快乐吗？”这样的字眼，就淫心大动，根本就是侮辱了从事圣职工作的李美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