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 年1 月，胡适与韦莲司告别后，搭火车从纽约回绮色佳。在车上，他读了该期的《新共和》（New Republic ）周刊，发现其中有一篇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投书。这篇投书的名称是“不抵抗的道德”（Ethics of Non-Resistance），作者叫普耳（Frederick Pohl）。胡适读了觉得深获其心，立刻设法找到普耳的地址，跟他通信。在他们来往的信件里，普耳说他不相信不抵抗主义，因为它听起来太软弱无力了。他说他宁愿称之为“有效的抵抗”（effective resistance）。他说武力的抵抗是最没有效率的抵抗方式，人们总误以为只要不用武力，就是不抵抗；世人一想到抵抗，就只能想到物质、武力层面的。他说，事实上，精神上的抵抗，也就是说，宽恕敌人、“左脸被打，再赔上右脸”等等，才是最正面、最有效的抵抗。胡适二月再游纽约的时候，跟普耳约见面。两人相谈甚欢，胡适建议用“道义的抵抗”（ethical resistance ）这个字眼。普耳同意胡适的说法。跟普耳见了面以后，胡适接着见到韦莲司，谈起他对普耳说的话，连韦莲司也觉得胡适说得很有道理。③ 

胡适的不抵抗主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道义的抵抗，很快就受到了现实的考验。1915 年1 月，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消息传到美国，引起留美学界大哗。各地同学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大家慷慨陈词。比较激烈的，还号召大家集体回国，投笔从戎。胡适写信给韦莲司，说大家都在讥笑他的不抵抗主义，讽刺他是亲日主义者，他说韦莲司一定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他引韦莲司在她前一封信里所说的一句话：“我们真要竭尽自己的所能，全力以赴。”他对韦莲司说，这是真知灼见。韦莲司的这句话，使他想起幼年时候看宗族里作祭祀，赞礼者会唱“执事者各司其事”。他感叹道，这七个字，用他当时给另一友人信里的话来说，是“救国金丹也。”①韦莲司收到此信，很担心胡适的心情，立刻写了一封长信，用快递寄给胡适。她说她很能够想象在国难当头之际，要坚持那一定会被误解的理想，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她真希望中日两国，能派出高瞻远瞩的外交家来解决这个危机。她担心的是，中国政府可能已经被激昂的民气逼到墙角，而无余地先用外交方式来解决，然后再卧薪尝胆，用教育与睿智，来避免历史的重演。②胡适回信告诉韦莲司，说他能体会留学生的心情。但是他批评他们平时不作研究，事情发生后，才手足无措。③胡适遭到留美学生围剿的处境并没有好转，2 月25 日，在康乃尔大学中国同学会所开的特别会上，他虽然因事不克出席，还是发表了书面的意见，要大家镇静下来，以作长远的谋虑。会长代念他的意见时，全场一片嘘声。连他的好友任鸿隽，都私下摇头，说：“胡适之的不争主义又来了！”④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465 页。这首诗后来收入胡适的诗集时，更改了几字，此处，根据他的留学日记。

②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524 页。

③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二册，545-548, 553-5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