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跟江冬秀订婚，是在1904 年1 月。用今天的算法，他当时才刚满十二岁。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生于1890 年12 月19 日，胡适则生于1891 年12 月28 日。江冬秀的舅母是胡适的姑婆，所以他们有远亲关系。胡适在安徽绩溪的家乡上庄跟江冬秀出生的江村，只隔四十里路。②订完婚，胡适就到上海读书去了。进了新式学堂，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过世面，也经过了新思潮的洗礼，很自然地使胡适对他的婚约产生了挣扎、矛盾、仿徨的心情。1908 年，在江家的压力下，胡适的母亲要他当年夏天毕业以后，回家完婚。胡适写了洋洋洒洒的一封长信，举出他不能回家完婚的六大理由。其中，除了家里经济困难以外，他用的是“以情动之”的妙诀。他首先强调他十二月才会从“中国公学”毕业。在毕业前的半年，学校不许请假，每缺一小时，会扣毕业分数二十分。他说：“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奈何欲儿以此儿女之私使居人后乎？”但他所最深恶痛绝的，是传统“合婚择日”的恶习：“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里，胡适已经声明他不会反悔这个婚约：“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则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他向母亲诉苦，说这件催婚情事，弄得他形容憔悴，他特别去拍了一张照片，可以寄回家为证。千言万语，胡适的结论是：“儿万不归也！”① 

①　赵元任在他的自传里说他们这一批留学生在上海就把辫子剪掉了。参见其所著Yuen Ren Chao’s Autobiography: First Thirty Years, 1892-1921, in Life with Chaos: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mily, Vol. II (Ithaca, New York: Spoken Language Services, Inc., 1975), pp. 71-72 。然而，在他自传出版前几年，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则说他们在横渡太平洋的船上时，个个都拖了一条辫子。参见冯爱群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台北：学生书局，1972），40 页。

②　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45-47 页。

胡适在表明他不会悔婚的同时，也开始委婉地要求江冬秀读书、识字。他的策略还是以柔克刚、攻心为上。在1909 年9 月的家信里，他说家里的来信夹了一封署名“宝孙”，看来像是一个女子写给她母亲的信，笔迹、词意都不错。他问那是不是江冬秀写的；如果是的话，要谢谢母亲，因为那表示江冬秀的文字大有进步。他自谓近几年来，阅历较深，已能懂得知足。他颇后悔这几年来屡次写信要求江冬秀读书，弄得自己与母亲、母亲与亲家间多一层怨尤，真是不该。语锋一转，他紧接着说：“实则儿如果欲儿媳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俪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② 

即使胡适信誓旦旦地说他不会悔婚，并且幻想日后婚姻里的画眉之乐，这并不表示他心中就没有挣扎与矛盾。事实上，他把心里的矛盾与挣扎带到了美国，一直到他学成回国结婚为止。然而，胡适并不是到美国留学以后，才为传统媒妁之言的婚姻辩护。周质平先生把胡适对传统中国婚姻的辩护，归结为胡适的“中国情怀”，说他因为爱国，而屈意“为宗国讳”。这个说法类似从前美国学者列文生（Joseph Levenson ）研究梁启超时所下的结论，列文生说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在思想上与其疏离，但在情感上却斩不了根。①总之，周质平的结论是：“与其说他为中国婚制辩护，不如说他为自己在辩护，为他自己极不合理的婚姻找出一个理由。”②其实，胡适早在1908 年，编《竞业旬报》的时候，就已经为传统婚制作过辩护。周质平说胡适在当年所写的《婚姻篇》里，“‘笔秃口枯’地痛骂中国婚制，指出许多父母为了早日抱孙，不顾子女前途，糊糊涂涂就急着叫儿子娶妻生子。”③但周先生却没接着征引胡适对当时提倡“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的批判。换句话说，留学以前的胡适，就老早已经抱持了折衷论，对相信媒妁之言的父母和讴歌“自由结婚”的“志士青年”，各打五十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