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胡适禀母亲，1908 年7 月31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2-4 页。

②　胡适禀母亲，1909 年9 月13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7 页。

事实上，胡适少年时代对传统中国的婚姻的看法，跟周质平所说的刚好相反。胡适认为传统中国的婚制是“极不专制的，是极随便的。因为太不专制了，太放任了，所以才有这个极恶的结果。”④胡适所谓的太随便，是指父母把婚姻这个重要的人生大事委托给媒婆、瞎眼的算命先生、和泥菩萨。胡适的补救方法，是参酌中外的婚姻制度，取其中；“要父母主婚”，“要子女有权干预”。如此，父母与儿女共同商议，把儿女的婚姻，“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但不仅要看做一家一族的最大问题，而且要看做中国的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婚姻篇》是1908 年写的。十一年以后，也就是1919 年，胡适回国两年以后写了一个独幕剧《终身大事》。女主角田亚梅效法易卜生的“娜拉”，坐男朋友陈先生的汽车离家出走，争取自己的“终身大事”。那逼使她选择私奔这条路的，正是她母亲所信奉的泥菩萨和瞎眼的算命先生。唯一不同的是，顺应着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胡适加了一笔他对传统家族制度的批判。田亚梅的父亲虽然不信泥菩萨，也不接受瞎眼的算命先生，但是，他执着于田氏祠堂两千五百年陈、田同宗，不得通婚的族规。⑤ 

换句话说，胡适并不是到了美国以后，因为周质平所说的“中国情怀”的作祟，才开始为传统的婚制作辩护。胡适日后诚然对中国传统作了严厉的批判，但这并不表示他一向就是反传统婚制。他在《竞业旬报》上所写的《婚姻篇》，可以说是他在这个问题上持中西调和观的雏形。1912 年10 月，胡适在日记上说他想写一本《中国社会风俗真诠》的书，以外国人分析中国制度的言论作为分析的焦点，来为“祖国辩护”。他所拟的篇目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守旧主义、妇女之地位、社会伦理、孔子之伦理哲学、中国之语言文字、以及新中国。①可惜，他这本书没写成，我们因此无从得知他当时的立场。但是，我们可以从他1914 年1 月，在康乃尔大学所做的一个演讲窥其端倪。

①　Joseph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19. 

②　周质平，《国界与是非》，《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52-57 页。

③　同前注，57 页。

④　以下有关胡适《婚姻篇》的引文，见铁儿，《婚姻篇》（上下篇），《竞业旬报》第24 期（1908 年8 月17 日），1-5 页；第25 期（1908 年8 月27 日），1-5 页。

⑤　胡适，《终身大事》，《胡适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一册，499-511 页。

这一篇英文演讲，名为《中国的婚制》（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为了保持胡适行文的语气，此处用的是他在日记里对这篇讲稿内容的摘要。他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强调传统中国的婚制优于西方。它不但“合乎理性”（rationality），并且能尊重女子的人格。中国传统婚制的优点，在于它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由于婚事由父母作主，“女子不必自己向择耦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在这种婚制之下，天下女子皆有所归，即使“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悦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当配耦。”中国女子的人格因而得以保全。西方女子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从这个讴歌传统媒妁之言的婚姻的角度出发，胡适于是大肆抨击了西方婚姻自由的制度：“是故，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