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重视爱情的西方人，也许会怀疑传统中国的婚姻里是否有爱情的成分，胡适觉得他有为之辨诬的责任。他说“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订婚以后，男女双方自然会对彼此产生“特殊柔情”。比如说，订了婚的女子，“偶闻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窃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结了婚以后，“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换句话说，结婚以前的爱是“基于想象，根于名分”，结了婚以后的爱则是基于“实际之需要”——说得白一点，就是胡适在演讲里所说的“互相妥协”。

①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103-104 页。

②　Suh Hu, “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 Cornell Era (June 1914), pp. 610-611 ；日记部分，请参考胡适，《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册，168 页；又154 页。

然而，不管是来于自想象、名分，或者是基于实际的需要，胡适认为爱情是可以油然而生的。胡适在康乃尔的这篇演讲，进一步延伸了他在《婚姻篇》里一个重要的论点，亦即，婚姻所牵涉的不只是个人，而且是家族。儿子结婚是把妻子娶进父母的家里来，妻子“不仅是先生的终身伴侣，而且还要能侍候公婆，嘘寒问暖。”因此，对一个家庭来说，“一个妻子不但要能为先生所爱，而且必须要能与公婆和睦相处。”胡适认为由于优生学的提倡，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认识到婚姻不能任凭个人的选择，而必须由国家立法，来决定双方的健康和家庭状况是否合乎结婚的资格。中国的传统婚制由父母作主，不但与现代优生学的宗旨不谋而合，而且比起西方透过国家的力量来管制，少了一分专制（tyrannical ）的淫威，更合乎人道。

留学美国，少则三年，多可五年。不难想见，这对江冬秀会产生多大的焦虑感。留学生悔婚另娶的，所在皆有。特别是胡适又喜欢在家信里，提起美国的社交习惯，尤其是男女同餐、共聚一堂的习俗。这对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社会来说，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说，胡适在1911 年1 月的家信里说：“美国男女平权，无甚界限。”虽然他又接着解释：“惟美国极敬女子，男女非得友人介绍，不得与女子交言。”但是，他又接着说：“此间有上等缙绅人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坐谈。美俗每有客来，皆由主妇招待。主人不过陪侍相助而已。又时延女客与吾辈相见。美国女子较之男子尤为大方，对客侃侃谈论，令人生敬。”①等他与韦莲司熟识以后，他也毫不忌讳地在家信里称赞韦莲司，称其为相知最深的女友之一，并且屡次提起他去拜访韦莲司。

1915 年2 月，发生了那件“独处一室风波”，从纽约回到绮色佳以后，胡适又在家信里侃侃而谈：“韦夫人之次女（即吾前廿五号所记之为儿好友韦莲司女士也），在纽约习美术。儿今年自波士顿归，绕道纽约往访之。本月以事往纽约，又往访之。儿在此邦所认识之女友，以此君为相得最深。”① 看到这样的信，会让胡适的母亲担心，是不难想见的。胡母在一封信里，就谆谆告诫：“来信所云美国风俗男女不分，共在一齐。吾想虽然他国大概如斯，我等须宜得自立品，才是道理。”② 1911 年6 月2 日，他的叔叔胡祥木又在胡母的央托下，写信告诉胡适：“令慈又云，人情变态，不可端倪，况在重洋异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