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像大多数的婚姻一样，争争吵吵地过了一辈子；即使他们也曾因胡适的婚外情而有过危机，但他们除了有新婚时期的甜蜜以外，自有他俩所自知的恩爱与感激。1923 年8 月，胡适名义上是带着病弱的侄儿一起在杭州烟霞洞养病，实际上则正跟曹诚英过着他们的“神仙生活”。当时仍不知情的江冬秀亲密地写信告诉胡适：“我今天那［拿］了你寄把［给］我的扇子，我偶然想起今天又是七月七日了［按，是指阴历］。这两首诗还是我们六年前和五年前的事。我们前五六年前，多没［么］高兴。这几年来，我们添了三个儿女。你老了十五岁年纪了。我这几年把你们的病，把我的心受惊怕了。望你这次叔侄两个把病养好了。我们从此依［以］后，快乐兴致都有了。”①即使胡适有过与曹诚英这件几乎造成婚变的婚外恋，江冬秀仍然不改初衷。1927 年1 月底，离他们阴历结婚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江冬秀写了这么一封信，亲密地对着胡适说：“利［离］十年的结婚纪念日不远了。我想今年你在京，我们好好的请点朋友来吃吃酒饭、热闹……我们两人亲密一下，回复十年前的兴味，你可赞成吗？一笑。”② 

①　石原皋，《闲话胡适》（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49 页。

②　胡适1928 年6 月四日日记，《胡适日记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第五册，164 页。

③　程法德，《关于胡适及其家庭》，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北京：三联书店，1989），30 页。

④　转引自楚汛，《胡适江冬秀》，99-100 页。

毫无疑问地，胡适与江冬秀之间存在着无可跨越的鸿沟。这不只是在学术、思想方面，还包括在人生、感情的体认上。就像他在1926 年的一封家信里所说的：“有些事，你很明白；有些事，你绝不会明白。”谈到他与江冬秀因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而起的勃谿，胡适说：“少年男女的事，你无论怎样都不会完全谅解，这些事，你最好不管。”③然而，就像我在上一章所分析的，胡适早在留学时期就已经确认了他的“择偶之道”。他老早已经认定夫妻要在知识上能互相唱和，简直比登天还难。所以，他的结论是：“若以‘智识平等’为求耦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胡适并不觉得这有遗憾的必要：“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对胡适来说，他的唱和圈是在友朋之间，爱情与知识上的唱和，两者若能兼得，固然是一美事；如若不然，他也不会因而为之叹惋。事实上，他跟韦莲司的关系，在有了肉体关系以后，反倒在知识上的唱和变得极为有限。这个中原因当然相当复杂，其中包括他们在学术与人生境遇上的殊途，地位大相悬殊，渐行渐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甚至可以说胡适在情人身上所在意的，并不是知识上的唱和，而是慰藉。这点，我在第五章描述他的星星时会再进一步分析。

①　江冬秀致胡适，［1923 年］8 月18 日。

②　江冬秀致胡适，1927 年1 月20 日。

③　胡适致江冬秀，1926 年7 月26 日，杜春和编，《胡适家书》，22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