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地图一事最容易引人遐想，当然是审查的重点。德天赐被革去顶戴，押送至刑部后供称的大致意思是：此图内所开地方俱有民人在我们各堂习教，因各堂规矩不同，恐到京时争论，所以分别标记……此图原是乾隆四十九年因传教犯事、业经治罪之梅神父所遗。图内自山东登州至直隶广平府，又自曲阜至直隶景州，俱系西洋传教地方。近日各堂要争往传教。我想将此图寄回西洋，求教主传谕各堂，不许争竞，并无别意。

清廷随后派人到天主堂查缴经卷，起获满汉文书籍一百七十三种。将天主堂私刊书籍逐一阅看时，发现书中“尚无悖逆词句，惟多系荒诞支离之语。兹就其谬妄尤甚者粘贴黄签，共七本，进呈御览”。

嘉庆十年四月，御史蔡维钰投皇上所好，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意思是“愚民无知，往往易为所惑，不可不申明旧例，以杜歧趋”。嘉庆也认为“用汉字编造西洋经卷至三十一种之多，若不严行惩办，何以辟异说而杜歧趋……居心实不可问”。

此时外患虽未明显呈现，然而内忧早让嘉庆惴惴不安，于是下令将德天赐送往热河圈禁；为德天赐递送书信及地图的陈若望、在教堂讲道的汉军周炳德、民人会长刘朝栋等，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人为奴；充当会长的妇女陈杨氏，发往伊犁给兵丁为奴；将教堂存贮经卷及其刊刻板片，一律检查销毁。不久，清政府制定了稽查西洋教章程，明令禁止西洋人刻书传教。

应该说遇上嘉庆，的确拜天主保佑，让德天赐拣了个大“漏儿”。这事儿要是倒退几十年赶上雍正乾隆那爷儿俩，异帮老外胆敢传送中国地图，绝对又是一宗文字狱，不管是何居心一定送他直接见上帝！

四年后，德天赐被放回京，仍交西洋堂严加管束。嘉庆还不放心，两年后上谕：“西洋人现在住居京师者，不过令其在钦天监推步天文，无他技艺足供差使。其不谙天文者，何容任其闲住滋事？著该管大臣等即行查明，除在钦天监推步天文差使者仍令供职外，其余西洋人俱著交两广总督，俟有该国船只到粤，附便遣令归国。”于是管理西洋堂事务大臣福庆等奏称：“查得西洋人德天赐、高临渊、颜诗莫、王雅各伯四人学业未精，止能绘画及修造钟表等事，在京本属无用，应即遵旨遣令回国。”同日，内阁奉上谕：德天赐等四人，“著交步军统领衙门，于伊等程时，派参将游击二员，酌带兵丁数名，伴送至良乡县……其沿途所过地方及到粤居住之日，均不许令与内地民人交接往来。倘有意外之事，惟伴送之文武员役是问”。带着无限遗憾，德天赐就这样离开了中国。并非学艺不精，惜乎未能投中国皇帝所好。

洋人被驱逐出境，与时俱进的科技文化也被赶出了国门。而从遇刺与“闯禁”来看，大清此时的武备也已松弛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轮到后面登基的道光与咸丰，这烂摊子就可想而知了。

自打明末把西洋重型火器命名为“红夷大炮”时，便把对西洋科技的那份倚重和蔑视，一同归入了这个沿用若干年的称呼里。意料之中的就是，再怎么给力也是外“夷”所造，并非系出名门。清军入关后，因为忌讳“夷”字，便取其谐音称为“红衣大炮”。嘉庆之前，除了中途“退场”的顺治外，爱新觉罗家另外这五个男人个顶个儿能干，大清在国际上的霸气指数也是一路飙升。因此，虽然自己也是外“夷”入关，然而那一腔顶天立地的优越感，也便随着皇位的传递代代相承，弄得臣子百姓也跟着陶醉起来，直至鸦片战争的炮火抢走了香港和大把的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