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问题是切实抓住漕粮运输的专利，有了这一头，就有了优势。在这个问题上，盛宣怀再次显示了作为官的优势。他不惜亲自去一家家拜访各地的总督、巡抚。这回不仅是挟官以凌商，而且是挟大官以凌小官了，好话说尽，务使各地将漕运交给招商局，保证船局的基本收入。如淮军名将刘秉璋到南昌时，盛就赶去南昌，后刘又任浙江巡抚，他又赶到杭州，亲自延揽漕运事。刘秉璋之子刘晦之曾记其事曰：“招商局创办之始，揽各省海运。武进盛杏荪观察至南昌，以李相书为介。”又是扛李鸿章的大牌子：“文庄（刘秉璋）以李相故右观察，辄言其便利，反复申述。”然而下属并不全买其账，“忠诚命司道会议，多以为难行”。“同官中，候补道廖芷汀晒曰：‘中丞所不许者也’……”可见拉漕运并非易事，不知吃了人家多少白眼。

在盛宣怀的灵活应变下，太古、怡和最终坚持不住了。1878年，两家公司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与招商局签订了第一次“齐价合同”，这就宣告了他们的竞争失败。经过这一胜利，人心大振，招商局的地位真正巩固，走上了良性循环的坦途。后来，盛宣怀以胜利者的身份总结这段经历说：“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共收脚一千三百余万，除支用修船、官利及提存保险外，净得盈余二百余万。欠款渐轻，而轮船三十号，皆已汰旧更新，码头十余处……嗣后该局每年必获盈五六十万，连提存保险可得百万，公款全部还清，商股争相附之。”

锐意整顿招商局

购买旗昌轮船公司之前，唐廷枢和徐润囊括招商局的大权，盛宣怀只不过是个挂名的会办。然而他在购买旗昌的活动中起到的重大作用，令他在企业的管理上有了较多的发言权。收购旗昌之后，以御史董俊翰为代表，抓住招商局一些问题大放厥词，就是盛宣怀所说的“船耗之不除，官本之无着，江船之多停”。在盛宣怀看来，这些难题如果能对症下药，未必不能解决。

在招商局已经站稳脚跟的条件下，1878年1月，盛宣怀针对招商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八条整顿意见“船旧应将保险利息摊折”、“商股应推广招徕”、“息项应尽数均摊”、“员董应轮流驻局经理”、“员董应酌量提给薪水”、“总账应由驻局各员综核盖戳”等。这八条整顿意见基本上是科学管理近代企业的意见，多数被招商局所采用，变成了局章。

轮船、机器、房产等物每年折旧，这是企业经营的起码常识。但半殖民地条件下诞生的招商局在最初3年里根本谈不上科学管理，船产等也并没有折旧费。盛宣怀认识到这是违反经营原则的。他说：“洋商轮船公司局章，每年递折船旧，原因轮船值本新旧迥殊，如一船十年之后，价必不值十之五六。是以不折船旧，名虽有利，实则蚀本。”如果说刚开办因为力不从心而未折旧，那么自第四年起“亟应逐年递折船旧，以固本原”。由此可以看出盛宣怀还是很有经营近代企业的才干的，他认真研究了“洋商轮船公司局章”，同时也注意结合轮船招商局的实际。他还认识到，这时的折旧费，要在怡和、太古激烈的竞争中“于生意水脚项不开除，势必不能”。因此，他提议用他所建议的招商局“自保轮船所得保险利息，专备摊折旧船”之费。这些折旧款，一方面可以添置新船，另一方面可准以利作本掣发股票给股东，“则船旧之虑可释矣”。用自我保险之费作为折旧费，虽不能算是很科学的管理，但在当时盈利不丰的条件下，却是比较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