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末年“海防”与“塞防”之争，是两人尖锐对立的重要表现。当时的形势是，中国西北边防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原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伯，趁我国边防虚弱，蹿入新疆，建立了残酷奴役各族人民的“哲德沙尔”反动割据政权，并投靠英国和俄国，图谋将新疆永久从中国分裂出去。与此同时，俄国悍然出兵伊犁，诡称为中国暂时代收，一俟中国收复新疆，即可归还。左宗棠大声疾呼必须迅速加强“塞防”，力主西征，收复失地，不能因“海防”吃紧而放弃西北广大国土。但李鸿章在给朝廷奏折中却说：“徒收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是为不值。”“即使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他力主裁撤已出塞或尚未出塞的清军，其裁撤之饷，匀作海防之用。他谬称，“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攻击主张收复国土的人是“坐屋里说瞎话”。在关键时刻，左宗棠上奏朝廷，痛陈利害：“若此时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不能晏然。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碍。”朝廷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光绪元年三月，任命左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左宗棠以六十五岁高龄，毅然率军西征，经过两年多的长途跋涉和艰苦征战，终于将天山南北广袤国土，除伊犁地区外，全部光复。

而今，在收回伊犁问题上，李鸿章又放厥词，怎不叫左宗棠激起满腔义愤。左宗棠意识到，李鸿章位高权重，身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朝内的地位不在自己之下，李的话不仅能影响一大批地方官和朝中大臣，而且还有可能被最高掌权者采纳。他必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详细剖陈自己的主张。

下午和晚上，左宗棠都在书房中度过，一直到深夜他还在伏案疾书。写累了，他搁下毛笔，披上外衣来到庭院的天井之中，仰望浩瀚冷漠的星空，几多感叹，几多豪情。他脑海里又浮现出自己未草就的奏稿来：

自俄踞伊犁，渐趋视为己有。若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而秦陇燕晋边防将因之益急。不及时整理，坐视边患日深，殊为非计……

察俄人用心，盖欲踞伊犁为外府，占地自广，借以养兵之计，久假不归，布置已有定局……此次崇厚所议第七款，“接收伊犁后，霍尔果斯河及山南帖克斯河归俄属”，是划伊犁西南之地尽归俄也。自此伊犁四面，为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固不能一朝居耳，虽得必失，庸有幸呼！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而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崇厚虽以全权出使，而所议约章均须候御笔批准，是先无所谓允也。且俄自踞伊犁，堕我九城，久假不归；纳我叛逆，屡索不与；四纵逋寇，扰我边境。是俄先已启衅，曲本在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