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听了崇厚这一番表述，心里觉得好笑，这位崇大人脸皮可厚比城墙，似乎他是处理这次教案的大功臣。实际上，崇厚一开始就被法国人的威胁吓住了，他一味顺着洋人说话，成了法国公使罗叔亚的传声筒。罗说只缉拿凶犯、修复教堂不能了事，天津的道府县三级地方官必须抵命；崇厚鹦鹉学舌说地方官不惩处，法国水师焉能袖手旁观？不如早点把地方官拿办，以堵法国动武的借口。崇厚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对调查处理此案干扰很大，使曾国藩颇费踌躇。而且在关键时刻，崇厚自己上奏卸掉“三口通商大臣”的官衔，溜回北京避风头去了。“三口通商大臣”驻节天津，不担任这一职务，自然就不必待在天津，进而也就与教案脱离了干系。曾国藩只好独自应付局面，经再三权衡利弊，给朝廷上奏了处理教案的建议：缉拿打死法国领事的凶犯，依法惩处；对几个地方官只是作了免职处理，并没让他们抵命。法国公使对此极为不满，扬言如不将地方官缉拿抵命，就要出动军舰攻打天津和北京。但雷声大雨点小，军舰始终也没开进来。后来曾国藩才得知法国人未动用兵舰是因为法国和普鲁士在欧洲开了战，法国政府顾不上中国的教案。再说法国待在中国海域的兵舰有限，舰队司令也不敢贸然进犯京津。而当时考虑周密的曾国藩也做了打的准备：秘密调集驻防山东、江苏一带的淮军来守卫京畿，以防万一。总之，天津教案基本上得到平息，完全是由于曾国藩和朝廷主政的军机大臣们决策的结果。现在崇厚满嘴大话，岂不令人好笑！

曾纪泽为照顾崇厚的面子，不想说破此事，只是敷衍地说，“崇大人与洋人交涉，经验丰富，纪泽怕不及于万一。”

崇厚听了曾纪泽的恭维，颇为得意，以长者口吻笑道，“劼刚年富力壮，担当两国公使，责任不轻啊！”

“纪泽自感才学能力有限，还请地翁多多指教。”

崇厚慢慢嘬了口茶水，拉着长腔道，“我崇某搞了近二十年的洋务，跟洋人接触大小也不下几百次，深感与洋人打交道要取得成功，秘诀就在于把握好三个字……”崇厚说到此，有意打住，看看曾纪泽的反应。

曾纪泽自然颇感兴趣，“请地翁详示，哪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忍’，所谓忍，很简单，就是无论洋人如何盛气凌人，如何粗野谩骂，你都不还嘴、不硬顶，等洋人的火气消了，再跟他论短长。能做到这个‘忍’字，很不容易，往往谈判交涉破裂就在于做不到‘忍’。第二个字是‘磨’，所谓磨，就是我们办交涉提要求，洋人拒绝的时候，不要着急，要等待，要有磨劲儿，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直磨下去，这叫‘以柔克刚’。磨到最后，洋人不答应，我们就得准备让步了，所以第三个字就是‘让’，因为交涉谈判到最后你不让步，就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就完不成使命，一旦洋人翻了脸，局面就很难收拾。现在泰西各国势大，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哪个国家不是坚船利炮？我们的军队根本不是人家对手，与其我们被打败后再让步，不如先让步，避免战端，避免朝廷受惊吓，而且战前让步总比战后让步吃亏要小。所以归根到底是要在这个‘让’字上做文章，该让什么，让多少，什么时候让，都有很多讲究……”崇厚一口气讲完了他的“三字经”，似乎口干舌燥，端起茶杯喝了几大口茶水，用手抹了一把挂在花白胡子上的水珠，又谦逊了两句，“这只是崇某的点滴体验，不足为效，不足为效，仅供劼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