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说，那时他的作品“很快就出来一批，像《爆炸》、《筑路》、《秋水》、《三匹马》、《白狗秋千架》、《老枪》，都是这个时期写的”。其在1985年第八期《北京文学》发表的《枯河》，与《透明的红萝卜》一脉相承，忧愤更深广，笔墨更凝重，写的也是一个孩子小虎的悲剧，上树扳杈，惨遭“紫红色的脸”的大队书记的毒打和其妻“穿花袄的女人”嘲弄后，虎子愤而自杀。其过程极为细腻，气氛悲哀，笔调冷阴，字字如血。是继《透明的红萝卜》之后的又一力作。

而由《红高粱》始，继以《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五个中篇组成的洋洋三十万字的“红高粱系列”小说，不仅映红了当代文坛，也给莫言带来了极大的声誉。

“红高粱系列”小说开创了我国革命战争题材作品的全新气象，它真实、别开生面地书写历史。小说以高密农民自发组成抗日武装，开展传奇抗战斗争为背景，展示了战争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恋交织喘息，兽性与人性撕搏长啸的悲壮历史画卷。莫言把探索历史的灵魂与探索中国农民的灵魂紧紧结合，互为表里。

小说塑造了余占鳌（爷爷）、戴凤莲（奶奶）、罗汉、恋儿、黑眼、花脖子、豆官等众多鲜活的人物。他们在血与火燃烧的特殊时期的特殊的斗争生活，在灵与肉、生与死、本能与道德的大撞击、大冲突中辗转挣扎、奋斗奔突中，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生命活力、民族的魂魄和历史精神。

莫言的《红高粱》于1986年春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红高粱》发表，还有个小波澜。莫言的《爆炸》发表后，新时期文学有了新的走向，韩少功提出“寻根”口号，于是他自己写了《爸爸爸》，贾平凹始写商州系列，李杭育写了葛川江系列，并在我就职的《当代》发表了有影响的《最后一个渔佬》。莫言受到启发，有了由意象转向传奇的兴趣，想写自己家乡高密东北乡的神话。正巧这时《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后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找莫言组稿，得知这一信息，当即向莫言“订货”（朱伟语）。谁知莫言动笔后，朱伟再去拜访莫言，问起进度，莫言说，刚写完，被《十月》的章仲锷拿走了。朱伟急了，我们事先已说好，怎么给了他呢？莫言说，他来了，想看看稿子，我就拿给他。他坐在那儿一口气读完，就一定要拿走。他那么好的人，我实在没办法。

年轻的朱伟有才气又有能力，怎么甘心早就“订货”的东西被别人抢走。就让莫言立刻给章仲锷打电话，“态度必须明确”地要回稿子。厚道的莫言就给老章打了索回稿子的电话。朱伟接过电话说：“老章，你是前辈，这稿子是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子拿走了呢？如果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你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

一年之后，我的这位大学校友章仲锷调到《当代》杂志，和我又成了同事。我曾问过他“抢”《红高粱》的事，他淡淡一笑，说，接了朱伟的电话之后，第二天就把《红高粱》寄给朱伟了。出版界、文学界都是名利场，竞争激烈，抢稿恶性事件屡见不鲜。能像朱伟与章仲锷这样理性处理的，实不多见。

张艺谋把《红高粱》搬上银幕，把莫言符号播向世界，莫言的小说也走上了世界文坛。而《红高粱》的责任编辑朱伟，正是电影《红高粱》剧本的编剧之一。另一位编剧是现已过世三年的影协研究室的陈剑雨。一开始电影的片名叫《九九杀青口》，突出传奇背后的神秘性。后片名重回到《红高粱》。莫言成了炙手可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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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高粱》之后，莫言又在《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中篇小说《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