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多么豪迈的“铺一面大地，盖一身太阳”！多么舒畅的“这个的手搭上了那个的胸膛”！多么活跃的“爬起来，抖一下，涌一身新的力量”。歇午工，我以为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个写得更加真实生动的了。有人说，《歇午工》无视阶级社会的现象，美化了被压迫者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机械论，把生活定型化了。我看不出《歇午工》里有歌颂剥削阶级的痕迹，它歌颂的是劳动，难道因为剥削阶级利用劳动压迫人民，因此连劳动本身也应该否定，应该不再歌颂了吗？就我个人而言，我是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读这首诗，将它和《老马》等篇统一起来理解的，我认为它们可以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但是，《歇午工》写得朴素，洒脱，自然，留给人们以想象的余地；《老马》虽然是象征的，看起来却还是实了一点，露了一点，多了一点。由于《诗刊》的关系，我也读了卞之琳的诗，特别喜欢他的《寒夜》，它让我感觉到了他要描述的东西。我本来认为闻一多之所以称赏臧克家的《生活》，原因之一就因为在《烙印》的大量客观描写的诗篇中，《生活》是主观抒发较多的一篇，正是这种主观抒发，使读者直接摸着了诗人的心灵，或者如闻一多说的“诗的动机”——一个诗人写作的“基础”。卞之琳的《寒夜》纯是客观描写，没有一点主观述说，需要读者细细琢磨和思索。这时，除了新诗究竟以客观描写为主还是以主观抒发为主外，我的头脑里又出现一个问题：是写得清楚明白些好呢，还是写得隐晦曲折些好？这里牵涉到懂与不懂的问题。我是赞成文艺作品应该让读者懂的，从思想情绪一直到表现的语言和技术，无论怎样高妙新颖，都应该让读者懂。至少在作者一边说是这样。记得鲁迅曾经说过：“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了。”可见做不到明白晓畅，不是由于别的，倒是因为我们诗人的艺术水平太低的问题。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反对粗浅露骨的表现，反对在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里把话说尽，不给读者留有想象的余地。如果一个诗人确有才能，而又尽了自己表达的能力，人们还是不懂，那恐怕是另一回事，要从读者那边找寻原因了。我不反对朦胧诗，并且认为将诗写得含蓄一点是好的，中国一向重视意在言外，即小见大，使读者从思考中获得余味无穷的感觉；至于语言的简练，那更是一切诗歌共同的要求，因为这样才便于吟味和咀嚼。但这并不是说，凡是晦涩难懂的便是好诗，有人故作高深，力求难懂，甚至猎异炫奇，搔首弄姿，以卖弄其名士才情。其实这是对诗的魅力的误解，也是诗人本身浅薄无知的一个自我暴露：不足为训。

能懂是一切文艺作品应当具备的条件。但自“五四”以来，一直有人在写难懂的诗，例如李金发就是。三十年代我嘲笑过邵冠华，因为他写了“河水如呆立的棺”那样古怪的诗句；四十年代我又嘲笑过路易士，因为他在《不朽的鱼》里说，“我是一尾抽板烟的青空的鱼，游泳的太阳。”虽然我的嘲笑别有一点政治原因，但无法懂得这些诗句的含义却是主要的，在文章里顺便扫一下，无非是劝告他们不要将新诗引入死胡同。不过，我心里明白：他们确实是想写好新诗的，只因不满于当时充斥诗坛的毫无诗意的顺口溜式的政治诗，而又误解了诗的魅力，这才堕入魔道，写出难懂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诗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