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申明，拉丁诗人之所以这样写，绝非没有理由，写韵文者在作品里采用这种写法，也不无某种道理。如果有人作诗时使用比喻或修辞点缀，而当别人提出问题时却又无法把他的真实意图解释清楚，那真是莫大的耻辱。我的这位朋友和我都清楚，哪些人的诗确实写得这样蠢。

最后一句用词十分通俗，像是摘自磁带录音机或视频似的。因为我们不仅能听到他们在交谈，能看见他们交谈的样子，而且还能感觉到但丁因为和这位高贵友人意见一致而欣喜的样子。

《新生》不仅源自类似的交谈，而且有不止一处的暗示表明这部作品是按照卡瓦尔坎蒂的建议而写。例如，但丁说，当贝特丽采死去时，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首挽歌，但并未收录于《新生》，因为一开始就笃定要用意大利语来写这部分作品。

我也很清楚，我最重要的友人也希望我能完全用方言来写这部作品。这部作品是献给他的（a cui io ciò scrivo）。

a cui io ciò scrivo这句话可理解为但丁将这部作品“献给”卡瓦尔坎蒂。这一说法可能并非那么正式，但很明显，但丁在写这部作品时，他的这位“最重要友人”可能就近在咫尺。即便如此，但丁并非完全没有借助拉丁语这一尊贵语言的“赞助”。书的开头和结尾都引用了拉丁语，书里也引用了拉丁文《圣经》和若干古典作者。他的身体机能所化身的“精灵”（这一别出心裁的说法借自卡瓦尔坎蒂）以及“爱神”都用拉丁语与但丁交谈，似乎这样崇高、重要的交谈不适合用日常熟悉的话语进行。

贝特丽采死于1290年，死时24岁。当时但丁已经成为佛罗伦萨诗人领袖之一。无论男女，都在传唱、诵读、熟记他的诗歌。有些还专门委托但丁为自己写诗。也就是说，他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公众。但丁自己和他的拥趸们都知道他正在开拓新的疆域。

初始时和佛罗伦萨的诗人朋友一样，其创作仍遵循着行吟诗人及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模仿者们留下的传统。这套固定的模式是：饱受单相思之苦，为爱慕对象的芳名保密，设计一个“幌子爱人”来蒙混好事者，将死神比拟为青春的残忍摧毁者与爱慕之人之间有误解，在爱慕之人身边时无比欢喜，被她嘲笑时痛苦不堪。不过圭多·魁尼柴理加入了新元素，提出了“cor gentile”（“温柔或高尚的心”）的概念，单凭这种品质便能感受爱情鼓舞人心之魔力。

围绕在卡瓦尔坎蒂身边的先锋诗人们自认对这一概念有特别的理解，并自成一统。他们或许常在卡瓦尔坎蒂家中聚会，带来自己最新的作品，大声朗读，更可能是大声吟唱。卡塞拉便是唱者之一。但丁与他在“稍显温顺的炼狱山上相遇”，恳求他像在佛罗伦萨时一般歌唱，用爱的歌声抚慰自己心中的热望。女人们也被欢迎来做观众，但丁的一些诗还专为她们而作。这些诗歌不仅被吟唱，有时还像叙事曲那样，配有伴舞。可能还有解释和讨论。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新生》中的散文评论部分或许是这些音乐会或朗诵会性质聚会的延伸。当某诗人将作品直接献给他的爱人，那么场景就像晨歌或小夜曲。当时有些大家庭还专门长期聘请拿固定工资的歌手，工资单上还提供姓名，并详列使用的乐器。卡瓦尔坎蒂是否也聘请了歌手，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些诗人们也要过日常生活、从事职业、参与政治、参加社会活动、追求漂亮女性、结婚、出轨。以圭多·卡瓦尔坎蒂和拉普·吉亚尼为例，两人均已婚，且共享同一个情妇。和其他人一样，他们把想象的生活从现实中剥离开来，让爱的体验在想象中经受新理念的识解、得以净化与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