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那封信的晚上，我坐在昏黄的桌灯前良久，思考着要不要试着写一封信过去。我所有的犹豫都建立在这二十年的时光是否已把信封的地址变了模样，而维持这试一下的鲜活力量却涵盖着更加富饶深沉的内质，却终究抵不住一种想要告诉他的简单想法，哪怕只是个老朋友，也要让他知道，母亲已经离开人世间。再退一步，哪怕母亲只是他在事业鼎盛时期的一个歌迷，那也有让他知道的权利，而关于权利这个让自我信服的词汇，这一封被母亲漏烧掉的信件或许就能概括一二。

总之，我还是提笔了。

“您好，我是丽香的儿子，不知您是否还记得她，也不知道您是否能够收到这封信，但如果您此刻已经把信纸展开，我首先要告诉您一个坏消息，我的母亲去世了。我写这封信给您时是坐在她最喜爱的木桌前，而您的地址是从您多年前给她写的一封信上找到的。我不知您与我母亲生前是何等的关系，我的母亲自然是深爱您的音乐，但我想既然您能和我母亲通信，并知道我在人世的降临，那我觉得就有必要把她离去的噩耗告知于您。但请您不要担心，这并不是一封葬礼邀请函，我的母亲一生不注重礼仪，我已经将她从容安葬。望您不必为她难过。”

本来就是这么一封很有节度与礼貌的信件，如同报纸上的讣告一样不必引起过多涟漪，但我却在踟躇良久后，在下面又加了几个字：“如果有可能，我想要和您见一面。”

我在黎明时分把信件投进了邮筒，并不抱太多回信的希望，只当是了了一桩心事，也算是替母亲做了一点应尽的义务。接下来的几天我把母亲的遗物整理好，该丢的丢，该卖的卖，那些磁带和早就坏掉的录音机都收进了箱子里，放进了仓库。我想这些母亲最爱的东西就留着吧，将和我一起继续保存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母亲的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