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伤中逐渐安稳

1980年，我家搬到报社大院，原先住的纺织厂宿舍，留给了我姥姥。周五放学，我和弟弟便乘着厂车去我姥姥家，厂车是大巴，很高，看窗外时，有居高临下之感，当它缓缓驶入纺织厂厂区，那种感觉来得更是分明。

厂区大门两侧的路牙子上，永远有吃晚饭的女工蹲成一排，白围裙，白色的软帽，帽檐下露出的头发上沾着棉絮。她们一边扒拉饭盒，一边抬眼看着大巴，苍茫暮色中，她们没有表情的脸，如油画般麻木苦楚。

当然这也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我无数次听我妈说，工人是社会的最底层。我爸则紧跟着补充，说，你妈每天绕着织机跑，一天差不多要跑三十里！

累倒也到罢了，我妈耿耿于怀的，是常有人来厂里参观：“有些女的，拽得人五人六的，长得不就那一堆吗？”——“一堆”是吾乡俗语，形容外表没有可圈可点之处。很多年之后，当我偶尔也作为会议代表，去工厂参观时，看着那些在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特别能够理解，作为我妈，对那些姿质平庸只因命好就可以带着优越感看她们劳作的参观者的厌恶，所以，我总是匆匆一瞥，便溜到门外去。

好吧，还是回到那些黄昏，我和弟弟从厂车上下来，去我姥姥家。我们老是去我姥姥家度周末，不是亲情使然，探望之外的更重要目的是，我们要去洗澡。

那时候的冬天，没有取暖设施，在家里洗澡，是不可想象的事儿。我妈也想过办法，在家中架起一个塑料薄膜做的浴罩，有点儿像蚊帐，澡盆置于其中，试图让热气挥发得慢一点。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热气流失的速度未必变慢不说，挥胳膊伸腿时，一不小心，那塑料薄膜就会贴到皮肤上来，数九寒天里，它的冰凉，比空气更有质感。

只能是去澡堂子。报社大院附近也有澡堂子，私人开的，面向社会，三教九流出没其间，像我爸妈这样的“公家人”，多少会有些嫌弃。纺织厂的澡堂子相对单纯，也便宜，便成了不二选择，我妈下了早班或夜班后，会端着大盆，带着我来到澡堂子——我弟弟交给对门的叔叔照应。

纺织厂女工众多，女澡堂也宏伟，一长溜的淋浴头，雾气蒸腾中，站在这头，看不到那头。我妈带着我，寻找空位子，或者根据洗澡的流程，判断淋浴头下的女人，是否接近尾声：通常，打肥皂（我们管香皂也叫做肥皂）是最后一个环节，身上覆盖着一层白色蕾丝般的泡沫的女人，一定快要洗完了。

这寻觅的过程，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打量那些女人。她们大多是已婚女人，不少像我妈这样带着孩子——女工们通常结婚较早；她们身上大多有赘肉——我妈说，如果不下劲儿吃，就跑不动，那赘肉，是劳作的身体下意识地启动了自我保护程序；不少人的身体上，还有一条蜈蚣般的深色竖形疤痕，剖腹产留下的疤痕。

很多年之后，我也经历了一场剖腹产，因为不是疤痕体质，且是横道，那疤痕渐渐地就看不清楚了，我依旧略感遗憾。但在许多年前，我没有这样矫情，水雾里，那些带着疤痕晃动的白亮身体怡然自得，让我感到，疤痕已经与她们融为一体，与她们不完整的生活融为一体，那些疤痕让我知晓，生活就是这样，在创伤中逐渐安稳，我们不可以，对它有太任性的要求。

在澡堂子里，我妈经常会碰到熟人，她们互相援助，让还没有找到空位的对方，暂且在自己的淋浴头下存身，互相给对方搓澡，给对方带来的孩子搓澡。有一次，我妈遇到的那个女人特别热情，拉着我问长问短，帮我搓背。出了澡堂子之后，我妈说，那是你爸当年的对象。我不由为自己背上那厚厚的污垢，对我爸和我爸那已经逝去爱情感到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