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学生是怎么说的。

在李鸿章看来，倭寇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明初大行海禁，“禁绝互市”。后来又疏于沿海管理，结果“滨海奸人，得操其利，勾结导引，倭寇遂剧”。——换言之，明朝倭寇正来源于拒绝通商。

其次，日本既已与西洋列国订约通商，“援例而来，似系情理所有之事”。而且，从历史上讲，日本从不曾做过中国的属国，这是完全不同于朝鲜、琉球、越南的历史经历。日本人“总欲比照西国立约成例办理，明春该国使臣前来，自须有一番辩论”。但若转而因怕麻烦而拒绝订约，那就不免引发更大的麻烦。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中国终究还是要严防日本。原因却不在于历史上倭寇的劣迹，而在于现实中的潜在威胁。李鸿章早已注意到：“日本距苏浙仅三日程，精通中华文字，其甲兵较东岛各国差强。正可联为外援，勿使西人倚为外府。”这次更在奏折中明确指出：“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

所以大清国要占据主动，就不仅要与日本订约，而且“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习东洋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即不仅要打开国门让日本使节驻扎进来，我们的使节更要走出国门，常驻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处方。

至于他老师曾国藩的奏折，则更注重两次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教训。大清国处理外交事务缺乏“熟思审处”，但求一时痛快，留无数后患，这次对日本若再蹈覆辙，必使之“转向泰西各国介绍固请”，到时更难收场，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地处重洋之中，单纯的陆权文明很难对之造成致命打击，“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相反，日本“习闻前代故事，本无威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欲仿英法诸国之例，自在意中”。

曾国藩还遇见到中日贸易会日趋繁盛，不仅日本商人来，而且中国商人往，如此来往既多，自然要依公法各自管束双方商民。“日本自诩为强大之邦，同文之国”，坚持依西洋诸国成例订约，本也无不可。“但条约中不可载明比照泰西各国总例办理等语，尤不可载有恩渥利益施于各国者一体均沾等语。”随后，曾国藩更高度概括地提出了一条订约方针：“礼数不妨谦逊，而条理必极分明。”

经过这一番摆到桌面上的反复辩论，朝野上下总算在订约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既然日本坚持按新游戏规则定约，并留下了一份议约底稿，中国要驳回其“利益均沾”的非份之想，至少也要拿出一份反提案。

就在这年的十月，清廷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另设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这就把李鸿章推到了前台。

于是，先由李鸿章与津海关道陈钦，就日方底稿逐条签注意见，并初步拟出中方条规。同时抄送曾国藩处咨询利弊，兼请其督饬苏沪洋务委员，悉心酌校。于是也才有了江苏按察使宝应时和江海关道徐宗瀛，会拟《日本通商条规》一本送津参考的一幕。

一场艰苦而漫长的外交拉锯战，就此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