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四月，日本特命大藏卿伊达宗城为正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来华商订中日修好条约。

照例，他们依然是先到天津拜会李鸿章，然后李再将其照会转呈中央，静候下文。如此一来二去，实在麻烦，清廷遂特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江苏按察使宝应时与直隶津海关道陈钦为帮办，与日本代表交涉邦交事宜。

这次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张力。矛盾的焦点，自然还是那个“利益均沾”原则。为了获得这个好处，日本人真是软硬兼施，手段用尽。无奈李鸿章就是不让步，不仅不让步，话还说得特别圆滑，为什么中国坚持此次修约要“异于西例”呢。那是为了两国“别开生面”。为什么两国要“别开生面”呢，是由于大清特别看重与日本的邦交。所以要特别向友邦表一表“优待邻邦之隆情”。

面对李鸿章的外交太极拳，日本人遂再次施展其狐假虎威的间接路线。

柳原前光说，贵国的好意，敝国完全理解。可是，“修好通商之款”虽说是由中日两个主权国家订立，但一旦形成条约却必然“与别国相关”。柳原像透露巨大秘密一样说道，这次伊钦差（伊达宗城）离开东京时，“各国公使有来送行者，诘以此行将与清国结盟连横等说。伊钦差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便知其实。一笑而别。”如果贵国“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就可以免除洋人的猜疑。反之就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

总之，说来说去，无外乎拿西洋列强恐吓李鸿章。对此，李鸿章授意宝应时作出了一个非常巧妙，又非常强硬的回答：“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横，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臣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若欲照抄，则条规但载两国通商事务，各照西约办理，一言可敝，何必多费笔舌乎？”

也必到这一刻，日本人才算真正看清李鸿章的难缠。

无奈之下，日本代表只好放弃“利益均沾”原则，以此为前提，双方在七月二十九日拟定了一个《中日修好条规》18条与《中日通商章程》33款。

对于伊达和柳原带回的这份《条规》，日本政府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他们挑了几个枝节问题来质疑该《条规》。于是，同治十一年春，柳原前光再次来华拜见李鸿章，提议修约。

在李鸿章看来，双方既已定约，总要等换约手续完结之后再议修约。故而他严辞斥责日本代表“失信”，喝令速将原照会带回，再毋多言。

柳原无奈，只好再搬出那句“杀手锏”来：“中堂所言，极是正理，自知惶愧，惟回国不能销差，乞将照会暂存。”

可是这一次，无论柳原如何哀求，李中堂有的只是冲天怒火，一通呵斥。柳原前光也只有收起照会，灰溜溜地走人。

若故事就此结束，那李鸿章就不是李鸿章了。外交的事情，向来是合乎理，止乎礼。到头来事情总要有个了结，大家也总还要见面，还要说话。所以呵斥完之后，还要高姿态一下，复照会一封，将其失信行为再次驳斥一通之后，笔锋一转，为两国长远邦交计，日本修约照会，我方象征性收下。

外交本来就是相互妥协的过程，中国既然已经让步，日本也必须让步。修约之议，就此打住。接下来，便有了同治十二年三月福岛种臣的来华换约。

在清国君臣看来，福岛种臣任全权大臣，真是再好不过的人选。因为同治十一年秘鲁商船马里亚老士号拐卖华工230人，途经日本事情败露。正是这位福岛种臣力请干预，并最终通过司法程序解救成功。至今，清国君臣对这件事还是充满了美好的回忆。福岛这次来的也很是时候，正好赶上同治帝的大婚亲政礼。当时各国公使都前去朝觐，正是由于福岛的坚持，大清国才破天荒地决定，各国公使可以行三鞠躬礼。自马戛尔尼以来困扰中外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画上了句号。而福岛则非常荣幸地排在了朝觐名单的第一位。这个时候，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中日两国就将兵械相向！

兵械相向的焦点，是琉球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