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洋溢地谈起库伯利克[1] 的才能，他刚才就是去听了他的演奏。他狂热得有些咄咄逼人，好像人们一定要有所表示似的。他问我是否听过库伯利克的演出，对他的问话我回答说：“我对独奏音乐会不感兴趣。”马勒对我的答复感到满意。“我也不感兴趣。”他从餐桌的另一端大声地说道。

从餐桌起身之后，大家形成了几个小圈子，我们谈起美的相对性的话题。“美！”马勒认为苏格拉底的脑袋美。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并认为音乐家亚历山大·封·策姆林斯基是美的。马勒耸耸肩，认为这太过分了。这激起了我的战斗热情，我把交谈引到关于策姆林斯基的话题。

“我们正要谈到他……您为什么不演出他给霍夫曼斯塔尔写的芭蕾

舞剧《金色的心》？您不是答应他了吗？”马勒立即回答说：“因为我不理解它。” 我通过策姆林斯基对这部作品有些混乱的象征性内容了解得十分

清楚，于是说：“我来为您讲述这本书的内容，解释它的意义。”马勒微微一笑：“这我倒是感兴趣。” 因此我说：“但此前，您得给我讲清楚《高丽新娘》的意义何在。”

（芭蕾舞剧《高丽新娘》是在维也纳经常上演的一个保留节目。混乱不堪，愚蠢之至，不值得演出。）马勒大声笑了起来，露出了许多闪光的牙齿。我的较真激起他的兴趣，他知道，我是师从策姆林斯基学习作曲的学生。他请我把我的作品带到歌剧院给他。

我们早就与其他人群分离开来，或者说其他人都已远离而去。在我们四周的是那种真空状态的空间，这是人们在相识时刻就能为自己创造出的一个空间。我当时答应他：“一俟我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就会去的。”他揶揄地微微一笑，好像要说“我能长时间等待下去”似的，并请我和这时加入进来的克雷孟梭姐妹和楚克坎德尔翌日上午到歌剧院去看《霍夫曼的故事》彩排。我先是迟疑不决—— 我为策姆林斯基谱写的作品还没有完成—— 随之对这部作品的兴趣占了上风，于是我答应了。在分手之前，他还抓住机会与我迅速地交谈了几句。

“您住在什么地方？”

“霍恩瓦尔特高地……”

“我要陪您到那儿。”

（可我不想步行，正是深夜，我很累了。）

“那么您要来歌剧院了？一定？”

“是的，是的，我一写出好的作品就去。”

“君子一言，说话算数？”

这天晚上过去了。我情绪不佳。我有了一种遭人误解的感觉。一种不幸的天生的羞怯感使我在人群中间、在陌生人中间从没有成为

“我自己”。我不是固执地沉默不语、含混不清地回答，就是，如今天这样，一切都在一种痉挛性的肆无忌惮后面被遮掩住了。我的继父卡尔·莫尔与我长时间谈论起那些并非无条件使我们感到满意的新朋友。马勒当时总是像面对大庭广众说话似的。“是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类似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口头语，人们感觉到，这个人借助多年的支配地位和一种屈从于他的环境，而走上了一条非常孤独的并也把自己孤独起来的道路。我没有继续思考感受到的印象，但是他只是关心我，这使我感到十分得意。

[1] 扬·库伯利克（1880—1940）：生于捷克，后成为匈牙利公民、作曲家、演奏家，是著名的小提琴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