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第开展的人性境界

“文”字在汉语里有文采、装饰、美化、增光添彩的含义。人与文组成一词，便有美化人，提升人，使人变得更加美好、光辉、高尚起来的意思。《楚辞》中有美人香草的比喻，美人指的是精神境界高尚的“内美”之人，而香草则指使人灵魂得以净化、升华的品质修养。屈原在《离骚》所写“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即是中国古代士人担心时光空流，日夜精勤，以兰芷一般的芬芳品质来熏沐自己，使自己成为境界高尚的美人。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后学所撰的《易传》中：“刚柔相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篆》）其意是说，阴阳交错流行变化是天道的范畴；使人心性与行为有所依止，是人文的范畴。探究天道，意义在于明察天时的流变；探究人文，意义在于教化天下人的品性德行。就教化意义而言，先秦人文与古希腊人文有相近的含义，但在教化的内容上，却又不尽相同。先秦的人文教育分小学与大学。小学教的是一些实用的知识，大学教的是安身立命的道理，其意在于使人“明明德”（认识并领受天命赋予人性的光辉），“亲民”（不断超越自身），“止于至善”（成为具有人格高尚、精神超迈的圣人君子，臻于至善之境不再迁移退转）。

人文思想的精神取向，与对人性的认识休戚相关。自文明的开源处起，中国人就不是将人当成一个偶然的个体来看待，而是从天地本源这一深远的背景中来考察人是如何成为人的，或者说是原本不在的人是如何“在起来”的。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道通万物而为一，是最为深邃的存在维度——“渊兮似万物之宗”，为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母体。因其通而为一，所以无形无相无碍无限，勉强可以用天来比拟，因此有天道的表述。一切事物都是从道的母体中获得自身的，人也不能例外。“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易传系辞》）。人在从万物归一的本源中“生”起来的过程所携带的，就是人的性。因此，在汉语中“性”的概念是从“生”衍变过来，最初也是以“生”字来表示的。后来与命字结合，合成性命。按照这种理解，人不能简单归结为父母所生，而是天地父母所生。他的生起过程加入了日月的光华、天地的灵气等不可见的力量和因缘：“人因五方之风、山川之气以生。故曰：性者，生也。既生有禀，曰性。”（《说文系传通论》）同样的叙述见于《孟子》（性乃“天之降才”）、《荀子》（“凡性者，天之就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等多种典籍，并非个别学者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命理学说，就是从人出生那一刻的天干地支所隐含的阴阳属性来演算人的命格，并非毫无根据。依照这种认识，人性并非一个有限的实体，也不局限于人个体的身体范围之内，它是一个无限深邃的领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庄子《知北游》）人和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从道的本源流出的一条涓涓细脉，顺流而下是人道，溯流而上是天道（“反者道之动”）。透过人性向上游追溯，可以通达天地的玄奥，通达世界万物的本源。在这个意义上，“万物皆备于我”。因此，人若能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可以知天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因此，道并不在人之外，而在人的心性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