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人心中，他却是另外一个形象——“三年之后，他从苏联回来，已完全埋身于地下工作，连自己家的门口，也没有踏进一步。我曾陪同他的母亲，在一个小菜馆，同他见面，不管痛苦、留恋、眼泪和怨诉，他又飘然地离开了。……我亲眼看见他老母亲日夜流泪、梦想，甚至向宗教去找求安慰。他的父亲为生活劳苦地挣扎，他的妻子惨白而寂寞的脸色，我都觉得他太冷酷了……”他的朋友楼适夷这样描绘他的变化。

冷酷的应修人，此刻把所有的热情给了他深爱的革命事业，自然不肯分半点给他的家人。他有太多的事要做，顾不得儿女情长。所有的革命者，脸上的表情都是决然而坚定的，那个唱过姐姐妹妹之歌的湖畔诗人应修人也不例外。1933年5月14日下午1时，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队长马绍武，率队驱车来到虹口昆山花园路7号。这是丁玲的住所。几个彪形大汉闯进居所，随行的叛徒认出了潘梓年。接下来，他们俩被秘密绑架。

但报纸上没有报道这则秘密，倒是报道了一则男子跳楼暴尸事件。在报纸的一个角落，此事被轻描淡写地定性为“形似高处失足坠地，伤重致命……”这个“失足坠地”的男子，就是应修人。他去丁玲处所时，遇到蹲守的特务，与之搏斗。不料，一脚踏空，失足从楼顶坠下，头骨断裂，大肠流血，惨状无可言比，当场壮烈牺牲。

这一年，他33岁。只有他的诗留下来，记载着他曾经的温存与深情：

不能求响雷和闪电底归去，/只愿雨儿不要来了；/不能求雨儿不来，/只愿风儿停停吧！/再不能停停风儿呢，/就请缓和地轻吹；/倘然要决意狂吹呢，/请不要吹到钱塘江以南。/钱塘江以南也不妨，/但不吹到我底家乡；/还不妨吹到我家，/千万请不要吹醒我底妈妈，/———我微笑地睡着的妈妈！/妈妈醒了，/伊底心就会飞到我底船上来，/风浪惊痛了伊底心，/怕一夜伊也不想再睡了。/缩之又缩的这个小小儿的请求，/总该许我了，/天呀？

命运仿佛听懂了这首《小小儿的请求》，他死时，他经常流泪的母亲没有被残酷的消息吹醒。朋友们不敢告诉他的父母，又无人能去认领。他被视为无主尸体埋在普善山庄。

多少年过去，西湖波影依旧，只是旧人西去，在人间徒留几行诗句和一段历史。有必要把湖畔诗人们的生命历程描述完整——潘漠华、冯雪峰和应修人一样，相继投向革命。1933年12月，潘漠华被潜入“左联”内部的特务逮捕，狱中绝食、喝辣椒水，直至1934年年底被折磨致死，但他有一点比应修人稍幸运——战友陈竹君女士买通狱卒，买来棺木将他安葬；冯雪峰的灾难要来得迟些，他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入牛棚，挑粪、插秧、扫厕所，在1976年的大年初一含冤而逝。

只有汪静之是个例外，年轻时其貌不扬的他不停地恋爱，几乎每个恋爱对象都是美女，恋爱方式往往是同时进行，恋爱手段都是写情诗。最终，他俘获了一个叫漪漪的美人的心，并相伴终生。年轻时，他通过《蕙的风》和《寂寞的国》两部诗集一举成名，在20岁就当上了教授，一当就是三十年。“文革”后他隐居在一处居民区里，三十年不订报纸，买最便宜的菜，收集包装纸用来作草稿。他的不为人知，让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安然无恙地走进了新时代。

1996年独存于世的汪静之出版了最后的诗集《六美缘》和情书集《漪漪讯——汪静之情书》。他的一生，一心一意，以情诗始，以情书终，坚持用诗歌为“歌哭在湖畔”“歌笑在湖畔”的湖畔派画上了最好的句号。这一年，他94岁，把最后的诗留给人间，驾鹤西去。

这一年，曾多次慷慨借钱给他，或用于谈恋爱，或用于其他花销的湖畔诗人兼革命家应修人，已离开人世整整六十三载。

宁静的天空下，只有他故居周围的芦花，还在坚持做着芦花；只有他写下的诗句，还在证明着他曾有过的活泼的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