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柏田

王任叔（1901.10.19—1972.7.25），乳名朝伦，谱名运镗，字任叔，号愚庵，笔名巴人等。浙江省奉化县连山乡大堰村（今大堰镇）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第四师范，“五四”运动时任宁波学生联合会秘书。1920年毕业，先后执教镇海、鄞县等地小学。1922年5月开始发表散文、诗作、小说，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10月任《四明日报》编辑，主编副刊《文学》。翌年任县立初级中学教务主任，主编剡社月刊《新奉化》。新中国成立后任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首任大使。

一、终焉之地

门口的一对石狮，已静静蹲伏了数百年。大溪在门前日夜喧腾，它流经的时日更为久远。这奉化江的源头，在王任叔的远祖王钫那个时代，想必还是清澈的，现在已略嫌浑浊了。沿溪的村街上，几堆老人围成团，下棋、喝茶、闲话；三五个孩子好奇地跟在一群外来人的后面；牛甩着尾巴悠闲地走过；秋日的阳光在溪石和水流中鸣响。这僻远小村岁月不惊的生活劈面撞来，真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三十多年前的那个春天，70岁的王任叔被押解遣返此地时，他没有料想到这初始之地也是他的终焉之地。当他走在卵石铺成的乡间小路上，面对这满溪滩巨蛋似的石头，憎恨在他荒凉的心里像草一样疯长，他是憎恨这里出世的宁静。不然何以解释他落魄至此还要在京城苦苦地守候十年，直到没有了生活自理能力才不得不回到这里？遣返是一个信号，遗弃的信号，在一个变动不安的社会里，他成了一块被丢弃的木头，任由南方山村迷蒙的水汽和贫瘠的生活腐蚀，直至耗尽血气而腐烂，自动消亡了他的肉体和精神。

大溪路狮子阊门33号，这幢建于1906年的南方普通民居是二层木结构楼房，共两间一弄。这是王任叔初婚的新居，也埋葬着一个叫张福娥的不幸女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孤独、屈辱、咒骂和弥留之际的泪水。王的一生中至少有两个时期在此生活，1917—1926年的十年和1970年3月至死去的两年，加起来有十二年的时间。如今人去屋空，徒留恨声。一楼东间是王晚年卧室，临窗的木桌是他写作的地方，摆放着笔筒、砚、镇纸和一叠已在泛黄的人文社的稿纸。据说《印度尼西亚历史》就是在这里定稿的。屋角有一五十公分见方的大木箱，旁边的纸片介绍说是王遣返回乡时用来装运印尼史资料书籍的，从北京一路带到此地。

弃文而从史，就像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被迫转向一样，王任叔此举也有钳制声口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但沈为人温和，自行消解了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在故宫博物院尘封的典籍和一大堆花花朵朵、坛坛罐罐中发现了乐趣。而庞大的历史著述对王这样一个渴望行动的人来说却是一桩苦差，遑论乐趣，简直就是一副重轭。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一个从没有受过现代史学训练的作家去从事历史著述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从他留下的二百多万字的印尼史著作和译著来看，主要的着力点还是在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上。但印尼史料文献很大一部分是荷兰文写的，王不懂荷兰文，只能阅读译成日文和印尼文的荷兰史料，资料有限，限制了作为一个史家应有的开阔视野。另外，结构的松散和逻辑的不严谨也是一大弊病。而最大的问题，则是他的研究方法，那基本上是在一种封闭式的环境里封闭式的方法。我不知道史学界对王的印尼史研究是怎样一种评价，凭直觉，不会太高。傍晚，从王任叔的墓地回来。站在这间他的生命最后居留的小屋里，坐在桌前的椅子上，推窗即见青山。三十年前，这满山的葱郁怕也滋润过一双因长久伏案而酸痛的眼睛吧？清风不识字，穿堂来去，哗哗地翻动桌上的稿纸。书生长已矣，徒留世间的是满纸的苍凉。

生于此，又归于此。他好歹也落入了自然生命循回的轨迹。天道循回，精神不泯，比之同时代更多受难的、沉默的灵魂，他也算是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