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删节的自传

50年代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鲜有不做检讨的。后经“反胡风”“反右”“四清”“文革”历次政治运动，检讨的范围愈来愈大，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底层民众。检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得到了整个社会默认，成为一种很有成效、很有操作性的政治压迫的手段。检讨——政治运动中的检查交代和思想汇报——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影响深广的一个现象。王任叔（巴人）写于50年代中期的《自传》，实质上也是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份检讨书。1952年，王任叔从驻印尼大使任上回国，先在外交部，两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做冯雪峰的助手，后又任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其间，他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文学论稿》，发表了一些文艺杂感和评论，俨然一个党的文艺理论家。《自传》的写作当是在这个时候。当时的大气候还较宽松，《自传》对早期生涯和思想的记述，特别是重新入党和自我认识等内容还没有被扭曲到失真的地步。遗憾的只是对在“孤岛”时期在上海的记叙太过简约，但也只是记忆庞杂，无暇面面俱到，并不是为了隐藏或者彰显什么。

“我于一九○一年出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现改名大堰乡），乳名朝伦……”《自传》以这样一种平实的调子开头。《自传》年限，从1915年离乡求学至1954年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凡四十年，作者在档案式地罗列了革命和文学活动的经历后，对自己的思想情况做了以下判断：一、还有些个人主义的东西；二、工作上努力，但急于求成，作风上的主观主义；三、机械搬用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四、温情主义；五、自重新入党后，政治立场坚定，但有时却又有甘于牺牲的思想，对政策的灵活性不够。结论是：“我还不够布尔什维克化，还是一个半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现在看到的《自传》是王任叔的儿子整理过的，整理者自谓：对“其中凡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都做了删节”。被删节的是人事的纠葛恩怨，还是什么耸人听闻的言论？不好妄猜。看得出作者写作时的态度是诚恳、坦荡的。跟那个年代从海外归来或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不需要努力往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作为一个国家级出版大社的主持者，他实质上的身份是国家意志在文化出版界的体现者，是现行意识形态的教导者，这一套话语方式对他来说并无隔阂。

很难相信一个作家会写出这样干涩、板滞、教条性的文字。泛政治化遮蔽了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只剩下通篇的政治语汇和符号。现代体制化的社会语境里，教条性的语言可以是面具，运用得妙，足可以遮蔽、隐藏一个人真实的想法。但在那个年代，运用这些教条性的文字恰是为了让思想裸露。而且当时大多写作者的热情和真诚——对新政权的热情和对政治的热情——几乎不容怀疑。对此我们只能做如下判断：思想的教条化必然带来语言的教条化，在一个泛政治化的年代里人们就是这样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