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流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和体现者后来竟被逐出了体制的城堡，这不能不说是玩笑。这再一次证实在时代的大风暴里，个人只能是无根的转蓬和飘零的落叶。四年后，亦即1959年，作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王任叔遭到全国性批判。据亲历者回忆，王在出版社陷入困境，缘起于“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的政治运动，有关部门搜索“右倾”的靶子，于是找到了他的《论人情》。这看似偶然，其实正是文人从政的宿命，也是其本性使然。

好奇心使我重新找出了这篇短文，我想看看王任叔在这篇改变了他的下半生的文章里到底说了些什么。从现今的眼光来看，这篇短评以微弱的声音揭开了50年代以来文艺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公式化、概念化的症结——其实质就是意识形态对文艺的简化和粗暴。文章批评当时流行的小说和戏剧“政治味太浓，人情味太少”，人际间什么都以阶级关系为转移，母女爱与父子情都纳入了阶级关系，人性美与人情美都荡然无存。看完此文，我良久无语。说实话，我为王任叔不值，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也算发现？这是一个作家的常识啊，就因为说了一个常识把下半辈子都赔进去，这亏也忒大了。这么说，也证明社会确实进步了，种种观念各得其位了。所以还是要佩服王任叔，不佩服不行，在常识不称其为常识的时候，他直言了，这正直和勇气不是说有就可以有的。批判持续走高，再一年，王任叔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所有著述不准出版、发表。在政坛和文坛他都被淘汰出局，“双开”了。过了60岁的王任叔，生命转入了一个急速向下的坡道（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还在痴心地等待山回路转的一天）。此后十年间，王仍居京滞留，其间，妻子爱女分离，他也因脑血管病变引起晕眩，连续昏厥，冬天缺煤，大小便失禁，生活的辛苦自是不难想象，他写给儿子的几封信是这一时期忠实的生活记录。想想近半个世纪前京城角落里这个孤独的老人，让人诧异的是，到底是什么力量竟能让他苦撑十年。1970年3月，王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被遣返回乡，随身所带只有几件衣服和两大箱印尼历史稿件资料。他感到还有力量，希望在放逐中完成这一异国历史的写作。

然而离开了数十载的故乡已不适于他的病体，浙东群山包围中的小村阴晴无定的天气和弥漫的水汽浸透了他的躯体和大脑的所有神经脉络。连绵的山峰是天然的幽闭的石墙，使他的情绪愈加松垮而濒于绝望。病情迅速恶化，直至脑血管严重病变而神志不清，精神分裂。他疯了。大雪天的晚上，他蓬头跣足，赤裸着身子，在村子里狂奔嘶呼：打鬼!打鬼!有一次甚至在雪地里躺了一夜。还有一个传闻：当时生产队派给他的活是搓草绳，他搓完了就用草绳把自己拦腰捆绑起来，叫道，我把你捆住了，看你还往哪儿跑!后来，其后人说这传闻是假的，那就不妨姑妄听之吧，考辨细节的真伪不是本文的任务，作为一个寓言或者象征，相信很多人会发现其中的真义。两年后的夏天，王任叔在小村大堰默默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