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血的神话

撇开大历史不谈，看看《自传》中提到的一些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吧。

一是两个少年好友的死。1915年，王任叔来到宁波入读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对这座地处东南沿海的商埠，他并没有多少好感，称之为一座“为算盘声和桐城派的古文声所联合统治的中古城市”。他自述在校期间有两个对自己有过影响的较为亲密的同学。一为周仲陶，“一个非常聪敏、数理化有特长的同学”，此人因婚姻不幸，三年级时患吐血病（肺病）死掉了。其时王也正为婚姻问题而苦恼，可谓同病相怜。周的死，使他深感“人生的渺茫”。另一同学为毛信望，“一个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的人”，告以社会的种种黑暗面，“这使我仿佛另开了一只眼睛，要去看看社会到底有多少黑暗”。王任叔最早的社会活动就是此人引路的。但毛做了两年小学教员后，也吐血死了。

二是长子的死。王任叔自述，从1948年8月奉中央命，由天津进入解放区，在平山李家庄统战部工作，至1950年8月调外交部。其间，有两件事感到不快”，一是和王洛华的婚姻关系，一是长子王克宁的死。

以后他逢人总要说起长子的死，后悔对儿子关心不够。在发表于1957年4月号的《北京文艺》的一篇短文里，他再一次表述了自己的“丧子之痛”：“……我深深感到自己对他不但缺少父亲的爱，而且表现为没有丝毫人情。”把视线移向写作此文后的十余年。1971年年初，已遣返原籍浙江奉华大堰的王任叔脑血栓病变，强送杭州古荡医院治疗，病情未见好转。第二年夏天，因脑血管破裂死去。其亲属描述死时的惨状：耳鼻流血不止。

这样散点式地叙述王任叔一生中的几个年份，血作为一个意象，凸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血，系连着少年时代朋友的死亡，长子的早夭，也预示了他死亡时的情状。如果说两个少年朋友的吐血病是世纪初小知识分子的流行病症，而把他们父子死时的血光联系在一起来看，似乎又不是一个“巧合”所能解释的。我相信真实的历史就潜藏在这些细枝末节里。

在他的一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血的神话的建立和溃散。

考察一个人物，不能光是局限于人物和事件而忽略经济、地理等其他社会层面的因素。王任叔的出生地宁波奉化大堰村，地处奉化西南群山环抱之中，东连宁海，南接台州新昌。这个小小的地方，见诸史传的，除了王任叔，尚有明代工部尚书王钫（王的远祖），烈士董子兴、王鲲等。王在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的开篇里写邻县近山濒海的宁海人的硬气：“是山陆与海洋接合之所这特殊的自然条件，培养出这小县份人民一种特殊的性格，他们在狂波巨浪中学得了狂放与勇猛；他们在丛林与山崦中学得了坚韧与挺拔。”大堰一山之隔便是宁海的大里村，王任叔描述的这种“台州式的硬气”在大堰同样也有流风余韵，这一地理风土赋予的禀性事实上也是他出生的印记。

同时代人的回忆描绘出了王任叔热情、尚义、血气方刚、易冲动的一幅幅肖像：“不修边幅，鬓发如戟，一口奉化官话议论纵横，响遏行云”（周劭）；“倔强而富冲动，有情感，有侠义心肠”（孔另境）；“热情、勇猛，有时却过于自信”（唐弢）。这样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性子出现在一个大使身上，有时就难免尴尬：王任叔出使印尼时，印尼的总统是苏加诺，此人爱讲排场，动不动就举行典礼，邀请各国使节出席观礼，一站就是五六个小时，这可苦了王任叔，有一次他站得实在腿酸，顺手拿起一瓶饮料，仰头便喝，这一镜头正好摄入了美国《生活》杂志记者的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