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他对友情的久久不能释怀：大革命时期，曾任奉化县委书记的董子兴被害后，王任叔收尸，发现衣袋中有一册日记，他整理后题为《不曾腐烂的日记》发表于上海的《白露》。十几年后，在杭州，他犹系念之：“自挚声死后，忽忽十年不至杭州矣，而故人之骨，未知埋葬何处，每念及辄为泪，人生无常，湖山依然，美景胜地，犹留血腥，言念及此，甚悔有此一行也。”以屈轶笔名作诗悼念：“十年不作湖山梦，海外归来有泪痕，烟雨蒙蒙成暗夜，伤心最是未招魂。”热情、冲动、自信、尚义，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多血质的气质。在历来贫血的中国文学传统中，这样一个有血性的文士的出现，天然地具有了领袖群雄的气魄。这样的文人有政治热情和对政治天生的向往，事实上他就是文人群体中的一个党人。但在30年代众声喧哗的上海，他更多地充当的是廖化——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譬如30年代纷扬一时的“鲁迅风”的争论中。而他的那种大气魄要到40年代在传奇一般的南洋漂泊中才真正显露出来。

30年代的文场，给人的感觉是文人们老在磨嘴皮子，大打口水仗。文人们火气都很大，一个个铆足了劲，拉拉扯扯，婆婆妈妈，意气用事。现在的文学史家对此也津津乐道，似乎文学史不是作家和作品写成的，倒是一锅子事件的杂烩。“鲁迅风”的论争，发生于1938年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之际。王如是回忆那个年月：1938年入春以来，上海是个极端黑暗的无文化地带。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说，这场仗发生在王任叔与阿英之间，阿英认为鲁迅杂文“迂回曲折”，已不适合新的形势，王则坚持鲁迅之于中国永久的意义。其实远不止此，双方文章往还中，又有别有用心者掺和进来，有点搅不清的意味。论战的结果是包括王和阿英在内的三十七人联名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的意见》的发表和王《论鲁迅的杂文》的出版。“由于这场争论以及以后巴人不断发表杂文，很受读者欢迎，因此被读者誉为活鲁迅，而且致使很多读者只知道巴人，而不知道巴人就是王任叔。”值得一提的是王应战的方式。在引起这场冲突的一篇短文《守成与发展》里，阿英说有人如何如何模仿鲁迅，文章一发表，王就跳了出来，答道：“有人”，在这里！就像《三国》里的莽张飞：呔，俺燕人张翼德是也!王的身上有着战士的禀性，从文以来他好像一直在与人争个不休。一年后，与梁实秋、陶亢德作“无关抗战论”的争论。50年代末，则是围绕“人性论”的一场大批判——这一次他连反击抗辩的机会也没有，不由分说就同哲学家杨献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起被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一个人再怎么好斗，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也实在是太渺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