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战、善辩、易冲动，这种文坛猛士的本色甚至延续到了知识分子噤如秋蝉的1957年。

“民主的时代也难免产生不民主的事实吧”，让人奇怪的是这一年的《人民日报》竟然会让他发出与时代如此不和谐的声音。在这一年出版的《遵命集》（北京出版社1957年版）里，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战士”：“我常常想：无以为人，何以为文，杂文尤其如此，杂文的作者必须是个坚强的战士。战士勇于杀敌，但也敢于挖掉自己身上的疮毒，然后再见出战士的光辉。”这话颇有鲁迅的余风。事实上，尽管他不像柔石、萧军是鲁迅的“入门弟子”，他却一直把自己视作鲁迅忠诚的学生：“他对于我是一个伟大的存在，有了他，我知道所以活下去的理由！有了他，我才知道我应该走的路！有了他，我更知道了谁是我真正的友人，谁又是我真正的敌人！”在20世纪40年代的鲁迅研究中，思想研究有冯雪峰、李平心、何干之，杂文研究则以王任叔的努力最为引人注目。1940年王由上海远东书店出版《论鲁迅的杂文》，用的笔名“巴人”，也是鲁迅当年发表《阿Q正传》时用过的。更不必说他为《鲁迅全集》的出版所付出的巨大劳动。但从文献来看，王和鲁迅并没有建立直接的个人来往(1928年王的短篇集《破屋》出版，曾附上一信寄呈鲁迅求教，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鲁迅的回复）。王于鲁迅，是一种远距离的瞻望，这一有限的交往仅仅局限于在一些公共场合听鲁迅的演讲。1927年1月鲁迅自厦门至广州，在中山大学作讲演，王向所在机关告了假，渡江去听了这次讲演。他自谓“从鲁迅墨黑的剑子似的头发上，看到了他那战斗的精神”。同年10月，又在上海江湾立达学园听《伟人与化石》的演讲。“左联”成立后，王作为其积极成员，应该说与鲁迅接近的机会是很多的，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则是“始终没有敢去接近他，连交谈也没有”，“由于鲁迅先生的严肃，尤其他表现在文字上的敏锐眼光，使太多劣点的我深恐被他发露，不敢向他请教”。说得有点自卑，但话说回来，每一个人站在文化高峰下都会有这样的渺小感。客观地看，这话也隐隐地传达出了王的自尊与独立性格。看到当时周围的一些青年，自柔石、韩侍桁以至姚蓬子，追随在鲁迅背后毕恭毕敬的神气，他感到讨厌。一次他对一个学生说：鲁迅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值得那样赔小心，仿佛是自己的父亲似的。后来这话传到了柔石那里，冯雪峰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批评了王“乱说话”。

以1959年为分界线，在此之前的王任叔，一直致力于血的神话的建立。站在现代医学的角度看，血这种神秘的被认为隐含着生命之奥秘的体液，无非是含有某些特殊的生化成分——血红蛋白、铁质、卟啉、一定比例的O2和CO2等等——的红色的液体。但当血的某一类特性，比如其颜色和温度被特别地抽取出来，就成了一种象征：革命所必需的热情和力量的象征。个人禀赋与时代的大潮的结合，使青年王任叔身体内的血沸腾了。在1922年他写出了这样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句子：流我们的血，用我们的头颅，在劫后的土地上，开出大同的花儿。而在这之前的王，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乡村知识分子，为失业所扰，饱受命运捉弄的苦闷。此前一本残缺的诗稿里有他一篇满是叹嗟的自叙文字，短短两千字里出现了十一个“梦”字。在1959年以后的王任叔身上，随着他被逐出公众的视野，我们看到的则是血的神话的溃败，这溃败以生命的结束而告终。

血的本质乃是祭品。终其一生，就是一个时代的牺牲和祭品。真实的情形就像他30年代的老友柯灵后来说的那样：

他心中有一团烈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也烧毁了自己，他热烈悲壮的一生，不是他个人的特殊遭遇，而是我们伟大民族命运交响乐中的一支插曲，我们时代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