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进入历史的写作

读王任叔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时，我同时展读的还有列入“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沈从文的《长河》，这也算是一种比较阅读吧。在王任叔进行历史、土地、革命的宏大叙述时，沈正在用文字的青石垒砌他精致的美的小庙。说实话，在现代作家中，我没有见过比王任叔的文字更没有个性和没有节制的了。三四十年代是白话文的生长期，文风炽盛，有鲁迅的冷峻、知堂的冲淡、钱钟书的博识和沪上新感觉派的五光十色。文学史家通常把二三十年代的王归入乡土小说一脉。但在我看来，他的乡土气味也有点不明不白，用庞大的欧化的句式来写浙东乡间总觉得隔了一层。但不能不承认，阅读他的小说还是有某种东西打动了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忖这打动我的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力量来自他对暴虐的自然主义的描写。《莽秀才造反记》里农民“反教平洋”暴动中那些嗜血的场景的描写，笔触的阴冷真让人窒息。造反后的农民发疯似的笑，动怒，商量如何杀死曾是族人的品松夫妇，刀剐，火烧，用蜈蚣和蛇咬，真称得上是一部刑罚的大典。

“首先由董增祥向赤裸裸的品松老婆的奶子上戳了两刀，然后一挥刀把那个女人的头劈下了”，“那品松的脑袋就象被急激地标出来的血柱送到空中去，落下地滚着，直滚到那女人的头上，张着的嘴就咬住那女人的左耳朵，好象再也分不开了”。特别是村民们围观朱神父被开膛剖腹的场景，那种猥亵的原始思想和盲目的嗜血的描述，更让人有一种生理上的嫌恶。虽然小说家有其批判的立场，但这样的叙述方式总让我感到有问题。

这只是我对王任叔小说的感性认识，不可能像文学史家一样条分缕析面面俱到。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小说家，王的小说创作自1922年起，主要集中在二三十年代。至1928年赴上虞春晖中学执教，计已出版短篇集《监狱》《破屋》《殉》，中长篇《阿贵流浪记》《死线上》《某夫人传》等，以及大量的小说手稿，王任叔已作为“民间小说家”浮上水面。粗读之下，感觉王的早期小说“庞杂不纯”，笔墨摇曳多姿，但总体风格不够成熟。过于欧化，用词繁芜，了无结构。就王赖以成名的乡土小说来说，在“五四”时期的影响，他不及王统照、许地山等人。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既缺乏许杰的气势，也没有王鲁彦、彭家煌、台静农的沉郁和细腻。但已经开始显露舒展、从容、哀婉中夹杂诙谐的笔调，有一种甘旨而微涩的气味。综观其小说全景，现代文学史家杨义有一个公允持平的评价：作为小说家的王任叔是晚熟的，但他以此为代价，换得了三四十年代的开阔和深邃。他失去了先声夺人的机缘，却养就了坚实发展的底气。

可以这么说，他的成功之诀，在于及时地找到了当时文学思潮中的两个波峰：鲁迅的坚实性和文学研究会的革命性。在这个创作转变期里，他置身于大革命的旋涡中，并与变动中的农村和觉醒了的农民保持密切联系。这一转变使他确立并保持了在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他的写作是进入历史的写作。这也是他的小说除了具有社会文献价值，尚能进行美学讨论的一个原因。

50年代修改完成长篇《莽秀才造反记》后，王任叔就不再写小说了，他去操持杂文这一已不合时宜的文体，因文罹祸。1960年后，创作权利也被剥夺了。浩然回忆，他的长篇出来后他去送书，王“揭开书的封面，眯着眼看着，说声，出来了，有四十多万字呢，随后把书举在鼻子下，闻闻散发着的油墨味儿。他的眼睛红了，‘却没让泪水流出来’”。

这一细节里传达出了一个再也不能握笔写作的作家的苦闷，而这一苦闷当是这一时期几乎所有中国作家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