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不但没有处分学生，还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其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办学思想。在此9年，他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争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在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陪泰戈尔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在中国讲演200多场，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教书数年，这些都丰富了当时中国先生的内涵。在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即“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这两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其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 更有地位，但“德先生” 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文/何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