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和体积单位也一样，三十岁以下的农民恐怕也不知道“一石”到底有多大一堆，“一斗”能吃多少天。偶然翻读家乡县志，在赋税一章看到这样的文字：“实熟地三千二十一顷二亩二厘八毫，每亩科本折粮二升四合五勺七抄五撮七圭六粟……每石折银七钱三分八厘四毫二忽七微。……每亩科折色粮二升二合二勺九抄三撮一圭三粟九粒……每石折银一两一钱五分三厘四毫四丝七忽五微。”“斗”和“升”的实物我还见过，以下的“合”“勺”“抄”“撮”“圭”“粟”“粒”根本无从想象，到底各有多少，也许“粒”就是一粒？粮食的体积能精确到粒，大概也真正细微到家，“蔑以加矣”。至于银子的单位小到“丝”“忽”“微”，就更不知道是多少了。这就是我们的先人曾经用过的计量单位！那时的钱粮师爷，也就是现在的财政局长或会计科长，要换算这么复杂的单位，真是不得了，想想都替他头痛。

中国人弃中制而用西制，不外两个原因。西制简明科学，十进制比十六进制显然要便捷得多，它代表的科学具有客观普遍意义，中国人接受这些因而具有必然性。这还是次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为了学习赶超西方、为了同西方做生意、为了引进西方科技，我们不得不接受人家的计量标准。坚持自己的标准，等于坚持自足的孤立或孤立的自足，结果必然被历史淘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接受西方科学在主观愿望上又是被迫的，至少在19世纪洋务运动开始时是如此。如果说西方人在发现诸多科学原理时与西方文化的根本特性有关，那么中国人在选择这些科学成果时却是与民族的命运前途有关，当然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兴趣有关。美国传教士丁韪良1869年从美国带来两部电报机，在总理衙门给官员介绍这种“美妙的发明”。大多数人对此无兴趣，有人还评论说，我中华四千年无电报，仍不失为伟大天朝；他们对钓磁鱼、追磁鹅这类游戏倒很感兴趣。丁韪良仍不死心，又给老年官僚展示，结果情况更糟。他们摇响电报铃，把铜线缠在身上，弄断又接通，看到电线冒出火花，电铃振响，觉得非常开心。事后这两部电报机就被放进同文馆的展览室，再也无人过问。而北京上海间电报线路开通，是十五年之后的1884年。迄今为止，中国人并没有全面均衡地学习引进西方科学，而是有所选择。历史地看，这选择基于两点：游戏的兴趣和实用的必需。像徐光启那种对科学本身有兴趣的中国人，以前是极少的，现在也不是很多。

19世纪中国开始接触西方近代文化时，一般都把西方制度称为“西”而不是“公”，比如现在的公历那时叫“西历”，公元那时叫“西元”。1905年同盟会的喉舌（《民报》）在日本创刊时，曾把黄帝纪元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由此推算1905年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三年。这种纪元方法没有被历史认可，很快就消失了。台湾地区虽然现在还没有明令取消“中华民国”这种纪元，但即使在台湾本岛的弹丸之地，这种纪元的应用范围和效力也眼见是越来越小了。日本的天皇年号，命运也差不多。基督教的纪元，现在基本成了世界的纪元。虽然基督教远未统治全世界，但我们却都在跟着基督徒扳指头数年月日。如果时空关系是世界最基本的关系，那我们处在西方人文时空观念的控制下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彻底西化了。我们现在干脆连“公元”二字一般都省略不要了。西方为“公”，已经进入我们的意识深处，不需要用特别符号标示了；反过来说，中国的东西，因为没用，已经从我们的思维中消失了。词典后的换算表，在计量单位的等级上，中制和西制也是不对等的。西制详密而中制粗简，“合”“勺”“抄”“撮”“圭”“粟”“粒”之流就不列入表中以备换算，说明我们自己已经把这些单位彻底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