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代文人大多以“浪子”自居，“郎君领袖”、“浪子班头”等自称就透露了他们自我调侃的叛逆心态。这和柳永的“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和关汉卿比起来，柳永的叛逆还算是含蓄的了。

到明清时期，文人的“浪子”心态、市井百姓的喜乐哀哭甚至还获得了思想界的公然支持。明清文人就集体开始了对传统高雅的贵族文学的反叛，例如明代李贽就直言不讳地宣扬“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他们肯定“街谈巷语”的同时，更深层次地肯定这种话语的生存“语境”——那些里巷妇孺们生活欲望的真实流露与表现。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就说，较之文人诗篇，“闾阎妇人孺子所唱”的歌谣更有流传价值，因为这些歌谣撕下了伪君子的面具，“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

柳永，就是北宋初年反叛高雅的贵族文学的先驱。“奉旨填词”的宣言，表面上是行为的屈服，实质却是精神的叛逆！虽然在当时，柳永的叛逆是孤掌难鸣，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其后的元明清，他会拥有如此众多的知音。

在当代，柳永这种半主动半被动的叛逆无疑是不能得到精英们的认同的。前面所说晏殊就是鄙视柳永的代表，而他对柳永的看法也就代表了此后词学界对他的主流评价，柳永就这样成了“俗”词的“浪子班头”。

由此可见，皇帝也好，以晏殊为代表的精英文人也好，与其说他们是看不起柳永的词，还不如说他们是看不起柳永这个人。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主要可以分为道德同情和审美同情两种，文学作品的价值也部分地依赖于这两种功能的实现。但由于中国特有的诗教传统，导致历代批评家对诗歌的抒情功用更加看重的是其引发的道德同情，以是否能引起崇高的道德同情作为评判作品价值的最高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

如果作者的道德境界落于下乘，那么他的作品也无法获得正统文学批评的青睐。也因此，诸多文人为了显示个人道德的高尚，往往在文学作品中道貌岸然，俨然一副道德君子的模样，私底下却不乏卑劣龌龊的一面，传统文人中这样人格分裂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