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没有挨过饿受过冻，真是吃得饱穿得暖，穿得美是没有。尤其在吃上，父母从不让我们有所亏欠。那年头不像现在讲什么营养搭配，但“营养”二字，我从小也并不感到陌生。小时候我也是每天喝牛奶的，还常喝一种乳白色的浓稠而味道香甜的鱼肝油。但是，肉确实吃的不算多。

星期天，是“打牙祭”的日子。因此，每个星期天我家都仿佛在过节。父亲总是兴冲冲地杀鸡宰鹅，要不就破鱼或剁肉，全家一派忙碌景象。也不是我们家格外特殊，我们那排房子家家都差不多，有科长，有医生，有小车司机，都讲究吃。

房子的格局是一溜长排，一排房子有七八户人家吧，没有搭油毡棚子前，家家都在门口做饭，一到星期天，简直就是厨艺大比拼。邻居关系都不错，还经常互相切磋，甚至互相品尝呢。

母亲带点嘲讽的口气说，还好，都是逍遥派。她心里大约还暗自庆幸，也亏得不是一个单位的，所以人家并不很了解我们，也没人来找我们的麻烦。那是在“文革”的时候。

平时在机关食堂也能买到荤菜，回锅肉两毛钱一份，虽没有家里的好吃，也能解解馋。所以我们从没饿过肚子。

“穿可以穿孬点，吃要吃得好。”这是常挂在母亲嘴边的话。私下则说，吃好没人管，穿好了别人会说你资产阶级思想。在我懂得爱美的时候，为了穿的，可没少跟母亲生气，别人可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女儿美一点，我的妈妈是怎么难看就让我怎么穿。比如说裤腿的尺寸，我就跟妈妈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嘴仗。那时开始有点流行的意思了，时兴比较细一点的裤腿，最潮的是四寸以下，而要让我妈同意穿六寸的，嘴皮都要磨破了。

但说到吃，就不同了。那时什么都配给，粮票、油票和肉票都不够吃，好在我们素有“天府之国”美名的小城里，自由市场上几乎什么都能买到，高价肉、蛋、猪油、鸡鸭鱼肉、大米，更不用说豆腐、蔬菜了。父亲自豪地对邻居说：“我们的工资全都拿来吃了，娃儿们的身体要紧。”也难怪，父亲在灾荒年得过水肿病，他可是深知身体的重要。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也不感激父母，反而认为他们是太那个了，就知道吃。我心目中理想的父母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具体应该是哪个样子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见过。

平时还好，一到星期天，全家总动员弄吃的，我就觉得有点烦，觉得我的父母太平凡太琐屑太胸无大志。虽然，真正到了一家人围在吃饭时才搭起的小饭桌边（因为屋子小，桌子是折叠的），等到香气满屋的时候，我的胃口也旺盛得很，会忘记对父母的一切不满。

说起吃来，我跟母亲有过多次的不愉快，全为我看书误事。有好几次，母亲把鸡肉炖上，让我在家里守着炉子，嘱咐我及时加煤。那时烧的是一种自己用黄泥巴水捏出来的煤饼。

“火要不大不小，不要炖干了。”

“嗯。”我答应道。

等母亲前脚走，我马上抓起一本书就看，简直是迫不及待。

家里就那么几本存货，还压在一个像石头做的紫红大木柜里。每次母亲翻柜子，有时是晒东西，有时是找东西，我都两手扒在柜子边兴致勃勃地往里瞅着，好像里边是阿里巴巴的山洞。因为柜子很笨重，上面又摞了大大小小好几个箱子以及杂物，几乎垒到了天花板，所以不常打开。翻柜子是我的节日，从来没有厌倦过。我一点一点地蚕食了里边窖藏的全部存书。《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中国文学史》、《彷徨》、《呐喊》，这些书读的似懂非懂的，还有两册五十年代的《人民文学》。为偷看《红楼梦》，曾被母亲骂了个狗血淋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