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斋让我怀着这种不可能实现的希望。但是对受害者而言，没有任何理由（文字的或别种的）能够解释或化解加害者的行为。尼克·凯斯特（Nick Caistor）为英文版的《永不再来》（Nunca más）写了一篇绪言（这本书报导了阿根廷军事独裁时期“失踪者”的情况），他提醒我们说，我们最终能读到的故事是那些幸存者讲述的，“千万个死者已经埋在没有标志的坟墓里，他们会讲述什么样的暴行，我们就只能猜测了。”

很难理解，在生活本身已经失去人道精神的时候，人们怎样继续保持日常生活中人的姿态。在饥饿，疾病，拷打和屠杀中，男人和女人们如何坚持温和礼貌的文明行为，想出各种巧妙方法生存下来，为的是一点点爱恋之物，为了千万本书中的一本书，千万读者中的一位读者，为了保留一个声音，能够在许多年后像约伯的仆人那样说出：“只有我独自逃出来告诉你。”在全部历史中，胜利者的图书室才是权力的标志，是官方说法的储存所，然而，我们经常想到的却是已烧成灰烬的图书室。被遗弃，被破坏，受害者的图书室总在不停地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行为？”我那本祈祷书就属于那发问的图书室。

欧洲的十字军在包围耶路撒冷四十天后，于1099年占领了这座城市。十字军屠杀了穆斯林男人，女人和孩子，把全体犹太居民锁在犹太教堂里活活烧死。只有少数阿拉伯人逃出来，到达大马士革，携带着最古老的版本“乌斯曼古兰经”（Koran of Uthman）。他们相信自己的命运早已在圣书中预言过，因为真主洞察一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情，如果他们仔细阅读圣书，本来就应该事情的结局。对这些读书人来说，历史不过是“真主对世界的意愿的展现”而已。我们的图书室告诉我们：书有时只能帮助我们提出问题，但不一定使我们找出答案。书通过想像的故事以及第三者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不曾受过的苦难。然而苦难本身只属于受害者。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读者只是局外人。

但丁从地狱出来，溯“忘川”逆流而上，回到了记忆。他携带着受苦灵魂的声音，也知道这些灵魂是因为自己承认的罪过而受到惩罚。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鬼魂声音和但丁所说的不一样，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受折磨被杀害没有任何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存在，甚至连那也不是。干坏事不需要理由。有些东西本质上不可能装载，我们怎么可能把它装进一本书中，进行有用的表述呢？不论是托马斯·曼的《魔山》或一本普通的祈祷书都做不到。作为读者，我们怎么可能把时间与世界的循环运动捧在手中呢？世界总要超越书页的界限，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一首诗或一段文字所描述的一个瞬间，如布莱克所说：“选择诗意叙述的崇拜形式。”因此，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书能够达到它无法达到的目的吗？

也许能够。雅可布·爱德尔斯坦(Jacob Edelstein)是得勒西恩斯塔得社区的犹太教长老，后来被送到伯克劳集中营。1944年6月的一天，爱德尔斯坦披上祈祷仪式的披肩布，在集中营内进行早祷。他早就把我那本祈祷书一类的祷文烂熟于心了。突然间，党卫军中尉霍斯勒走进屋来要把他带走。同屋的囚徒罗森沙弗特（Yossl Rosensaft）一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如下：

门突然被推开了，霍斯勒冲了进来，跟随着三个党卫队员。他叫喊雅可布的名字，雅可布动也不动。霍斯勒大声尖叫：“快！我等着你呐！”雅可布慢慢转过身来，面朝着霍斯勒说道：“我活在世上的最后时刻，是全能的上帝赐给我的。我才是主人，不是你。”然后他又转过身去面对墙壁，做完了祷告。他不慌不忙地把祈祷用的披肩叠好，交给同屋的伙伴，才对霍斯勒说：“我准备好了，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