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师蒂姆·斯奎尔思是另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一个脑筋很清楚的人。《推手》全部是中文，而他大概只会用中文说‘谢谢’，但他剪出来完全是对的。不光选对的画面接，哪句接哪句，他都能做得一格不差。开始也没别人雇他，就一直跟我做，直到《理性与感性》才做英文片。做电影一半时间在后期，有特效会更长，所以这么多年，等于有一半时间，每天跟他在一起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我跟太太或其他人都没讲过这么多话。他不仅是个很好的剪辑师，也是个科学家，思路非常清楚。他的家学很好，哥哥主持火星计划，是优秀的科学家。蒂姆跟我是很好的搭档，因为我们的品味非常不同，而且他不太甩我，有话直讲。”

《推手》结尾，两位老人在夕阳余晖里喃喃道：“没事，没事。”《喜宴》里，将军要跟老陈握手，老陈不敢，将军拍拍老陈的手，默默无语。《饮食男女》结尾处，父女共扶一碗汤。《断背山》里，拍得像中国山水画一样的美国中西部……这是李安的品味。中国人的山高水长、忠与孝、含蓄与厚道（李安说，厚道常常也是装糊涂），是从父母亲那里接过来的对中原文化的缅怀和想象。它们代表的旧秩序给过他安全感，它们内含的旧式伦理和教养形成他人格的一部分。当李安遇见代表西方文化的优秀电影人，他们碰撞，互相讲解，来回切磋，妥协，发展出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一种寻求最大公约数或最小公倍数的世界语言。不管形式题材如何变化，技术如何酷炫，到最后，打底的都是那个李安，那个会安排易先生在王佳芝床前黯然的李安，到最后，也无非是要激发观众的想象，搅动他们的心。

那么最初困扰过他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呢？

“（电影）是通过一整组人，用上我的心力和电影才能进行的分工合作。成果是属于大家的。从工作的角度而言，我不会去分华语电影还是美国电影。从认同的角度来想，我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华人电影工作者。今天我在美国拍一部电影，其实跟我在中国拍一部电影没有区别。只要收录对话，跟人合作，开展工作。但支撑我的是非常中式的精神，我会根据所拍的电影进行调整，但它不会变。回到中国拍片时，我也会灵活采用许多来自美国的元素来改变我拍摄华语电影的方式。有时我会这么想，像约翰·列侬唱的Imagine，想象，想象一个没有国家、宗教之隔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