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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3岁的周英华和16岁的周采芹告别长乐路788号，一幢三层楼的法式洋房，被送到伦敦，此后再也没有见过父亲。他俩试图通过戏剧、电影、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安身立命，同时在灵魂深处与父亲相连。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伦敦或纽约，一个中国人想要在主流艺术界存在极其艰难，因为类似“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原因。所以，周英华说，无论在早年开餐馆还是如今的绘画事业中，反对“种族歧视”都是一个强烈的动因。

具体地说，周家姐弟遭遇过什么样的歧视呢？周采芹记过一鳞半爪：“有一次去租公寓，只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就被拒绝了。我当时就像挨了一记耳光一样，满脸通红，自己什么错误也没犯却要受此侮辱，我觉得这太不公平了。我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真正体会到那些看着公寓窗户上写着‘爱尔兰人和有色人种不必申请’的人，心里会是怎样的痛。”

另一次，她被一个英国男人拦住：“我不想显得没礼貌，可是我能不能问一下，你的乳房是真的吗？因为，传说中国女人都是平胸……”

六十年间，从欧洲到美洲到亚洲，周家姐弟留给世间一连串跳跃、夸张、反差极大的影像或记录。他们有时消沉得如坠深海，有时快活得手舞足蹈，有时骄傲，有时萎靡，绘就一幅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壮阔长卷。

或者可以从陈冲写周采芹的这段文字里体会丁点“艺术挣扎”之下的反弹，它与费正清先生用于描述近代中国的“冲击—反应”论像是一个道理——

“时不时地我会在荧幕上见到她，角色都并不大，但演什么像什么，是个极有生命力的演员。真正见证到她的演技是在舞台剧《金孩子》（Golden Child）里面。采芹演的曾外祖母令人难忘，她的悲情、她的执着、她的幽默、她的可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采芹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停顿、每一个形体动作都是那么精准，简直是炉火纯青。”

“阿拉爷在台上，是要啥有啥（指举手投足间已臻化境）。我现在画画，也求这个。”周英华对我说。

除了长子周少麟，周家其余5个孩子都被有四分之一苏格兰血统的裘丽琳送到了英国或美国。而周信芳在上海孤岛时期，与田汉、姜椿芳等文艺界左翼走得很近，编演过许多进步剧目；新中国成立初期也和梅兰芳、周扬同登天安门参加过开国大典，担任过上海京剧公会主任、上海文化局戏曲改进处处长……小女儿周易曾经清点过父亲任职、兼职、挂名的职务，有二十多个。

“那么，母亲为什么一定要送你们出去呢？”我问周采芹。

“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们都要出国的。我爸爸再有名，也是戏子啊……你们年轻人不知道从前的戏子意味着什么……我妈妈很了不起，我大姐是第一个出国的。”（大姐周采藻，娴静良善，定居纽约，曾在三妹狂野生活濒临崩溃时伸手相帮，没有一句责言。她后来形容采芹的生活是“作料太多，而主菜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