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父亲当年练功，每天早上要穿硬靠、厚底鞋，单圆场就要跑一百圈。他后来在舞台上的挥洒自如，是有扎实的童子功垫底的。我想问的是，父亲在台上看似随意的即兴挥洒和您如今画画时的那种自由与即兴，有本质上的区别吗？

周英华：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画了十来年，从1957年到1968年。我临摹过几乎所有风格的艺术家。这两年半以来，我画了上百件作品，有些技巧和画法已经自动成形。我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就是我有遗忘的能力，我觉得这不是很多人会去谈论的。我每次创作时都会清空记忆，忘掉技法，因为如果记得它，我将会依赖它，那就是工匠式的重复。在这一点上，我与父亲没有不同。

我想说的是，麒派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流派，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就在我心里面。

问：为什么在谈论您的作品的时候，那些西方评论家（他们真挺能写的，比如“鸡蛋暗示天体”“顶端上色的旧钉子像菌类”）需要借用另一些艺术家的名字，像波拉克、丰塔纳、劳森伯格、施纳贝尔等，来作为理解或进入它们的注脚？

周英华：当每一个新画家出现时，像我经过了50年的中断，观众对作品的了解有限，所以评论家需要给予一些他们相对熟悉的“参照系”。在京剧中是以某某流派来命名的，绘画中也有，常常会提到具体的画家。以后，当我的画作广为人知了，相信评论家就不需要再这样做了。

问：今天提到一些西方画界的朋友给过您一些关于绘画的有益建议，但又滑过去了。能否举两三条给我？

周英华：比如乌尔斯·费舍尔（Urs Fischer，1973年生于瑞士苏黎世，新锐艺术家）告诉我，如何在美术馆办画展。比如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 Schnabel，生于1951年，美国当代艺术家及电影导演，曾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以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告诉我，艺术家需要百分百地将其生命奉献给艺术。比如Wyatt Khan，他认为柴姆·苏丁（Chaim Soutine，1894—1943，犹太人，法国表现主义画家）是比弗朗西斯·培根更好的画家。